净堂示法：史观、意志与精进之道

本文作者：杨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对于艺术家群体而言，决定其成就和高度的，除了天赋之外，我想就是史观，与不断精进的意志。

在书法领域，功利态度往往重视创作理论，重视派别、技法或者美学类的知识，却往往忽略建立起通达、深刻的史观。因此，名家往往难以持续深入地探索、突破，而早早满足于一种自以为是的结壳状态。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古今同然。在登顶的险峻山路上，绝大多数人都停歇在半途舒适的感觉中，能够持续前行、不断拥有前沿陌生风景者，每个时代，都万里挑一，寥寥可数。

这里说的史观不是简单的书法史、艺术史海量的碎片状常识，而是在个人临创实践的生命体验基础上，对书法演进的古今之变、各要素间逻辑发展关系的深度理解、把握与表达。

在此基础上，加以漫长岁月中笃定的意志，不被外在各种诱惑左右，才有可能不断精进，不断超越，臻于高境，自成高格。

净堂洪厚甜先生，以其四十余年实践修炼，为当下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示法。

成熟而系统的史观，自然不是学书伊始就能具备，而是随着人生各阶段学识增长和实践提升，而逐渐生成并不断深入的。最初的入门奠基阶段，际遇各别，但内在的要求同一，皆须在一种经典的正体基础上扎根，苦心逼肖，化入腕下，再经同类拓展，笔法遂得初成。净堂早期求法之旅，即是如此，备尝艰辛，退笔成冢，所幸师承有自，正道修习，始于楷书之域渐得气象。他后来对自己选择楷书作为主攻字体，有过一段深刻的思辨与自省：楷书是所有字体里技术难度最高、最复杂的，而唐以后楷书发展渐次低沉，今天已经具备发展突破的历史机遇，其前提是：深入篆隶书体系，以丰富楷书线质的内涵；深入行草书体系，解决楷书点画势态的有机生成，在两个体系都吃透的情况下，楷书当可实现其里程碑式的历史价值。

“楷书方面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能够推动楷书前进一步，把我们这一代人在专业领域中的全部智慧融入进来。可能没有太多书家像我这样，在这么长的时段里以实现个人楷书的全面积累为目标，完成所谓的实践的。”

这样的认识与行动，显然超越教科书式空洞抽象的说教，而化为自身的修行与证悟，且带有俯瞰全部书法史过往的气魄与高度。

实际上，胆、识、才、气四者中，史观即是艺术家最根本的识，决定了其创作历程的发展方向与高度。学如果不能转化为识，转化为融通而独到的智慧，就无法引导自身不断深入。

胆有大小之分，尚受先天影响，识则高下各别，全以后天积养。无高识，则断无高书，断无高境，也绝难持续精进。

评家多道净堂之书，作为书史研习者，我则更重其胸中之识。其识渊深，悟通道体，取用如意，真如高僧说法，譬喻互见，非止自度，抑且度人，说理宏畅，殊堪玩味。兹列数则，以观其实：

“唐代一个小县城的县令夫人的墓志（殷夫人墓志，开元十四年，近年于西安出土）尚且达到这个水平，你说那个时候整个唐代书法的普及程度和技术达到的精度和高度已有多高。但是我们现在去翻中国书法史，唐代书法家有几个？连徐浩这些当时在唐代那么牛的书法家，到现在基本上不提他了……初唐欧虞薛褚，现在薛稷基本不提，中唐颜真卿，晚唐柳公权，这么大一个唐代，草书再加两个：张旭和怀素，书法理论和书法家再加一个孙过庭，这就是唐代基本的书法队伍，就是国家队。唐太宗李世民那么高的水平都属于是观众，现在我们写二王的有几个写到李世民那个水平的？历史就这么残酷，它跟你努不努力没有关系，是跟你的理念、方法，你占据的制高点，你占据的学术高度有直接的关系（《漫谈楷书（一）》，净堂艺潭公号，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推送）。

“看《祭侄稿》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鲜活的颜真卿的精神存在，它不是写成什么样子，中国书法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跟生命是一体化的。……就是要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来书写当代书法史，人要有大志向，有了大志向你才会做大的思考（《怎样才能把楷书做好》，净堂艺潭公号，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推送）。

“历史的高度，就是站在一个史的高度来看人生，看文化，看艺术……历史在我们和王羲之之间没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标准——历史的标准”，“用我们的智慧，创作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无愧于历史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理想和责任》，净堂墨韵公号，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９日推送）。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说，正如我们今天看汉唐，后人看我们这个时代，会把我们和清代放到一起来看，清代离我们今天只有一百余年，在历史长河中是很短的一瞬间，今天的现代探索还是清代碑学以及碑帖融合后的一种发展延续，走向真正的辉煌，还要一两代人的不断努力。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理想，依然还是崇尚一种汉唐精神，胸怀博大，充满包容，顶天立地。”（《当代碑派书法创作路径新探》，净堂艺潭公号，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推送）

相比单纯的学院理论体系，或斤斤于碑帖纷争的狭小技术格局，净堂说法与示法，体现的则是打通书史、接续前贤、碑帖融通、万法归我的、实践深入与学术思考水乳交融的可贵精神与当代气象。其史观的高度，既有学院教育启发的功劳，也筑基于对古典技法全面掌握的系统努力之上，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优秀艺术家的远大理想抱负，与持续精进的坚定意志。

仅有理想抱负是远远不够的，在前行的道路上，最终决定探索高度与深度的是主体的意志品质。艺术家的意志品质，在我看来包括三个向度的内涵，一是对已有风格及自满心态的警醒与打破，迫使自己不断努力扎入传统、汲取营养，以取得新的进步，生发新的气象；二是在阶段性的瓶颈期感到迷茫困惑时，能坚定地沉潜积累、充实自身，直到实现质变的自然飞跃；三是能克制投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实践诱惑，按照自己长远的目标规划，坚持在书写境界上不断超越前行。对于第三个向度，北宋米芾已经发出过经典的感叹：别有一好萦之，便不工也。净堂沉迷于书写本身的深度，因此对于多年来师友劝诱的绘画与篆刻领域，除了保持饱满的关注与鉴赏，并不投入过多实践，以自己笃定的方式，始终保持着书法技道的精进状态。

精进之道只会对史观深刻、意志坚定的探索者逐渐敞开，且依循不同天性而成，无法照搬复制，但其中共通的标准、逻辑与原理，还是可以给后来者提供足够的启迪。

简单做一回顾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净堂书法道路是从唐楷入手筑基开始的，到上溯北碑以解决点画的丰富形态，到深入篆隶经典以解决线质的精神内涵，再到深入行草经典以把握复杂形势的有机生成，净堂求法三阶段各有不同的追求、体悟，也有不同视野的传统资源借用与转化，直到渐次将篆隶书体系与行草书体系打通，并化为一个时代高难度楷书创作的丰厚支撑。其勤勉修行、不断精进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篆隶书经典悉数掌握，且净堂行草书创作同样抵达了左右逢源、指挥如意的自由之境，并成为其表达生命激情与烂漫思绪最为得力的技术途径。可见，古贤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说法，实非虚语。

相对而言，史观比意志更加重要，犹如航向对于航行。用志不分确实是意志品质最好的表现，但是始终需要深刻的史观作为支撑或先导，否则容易在简单、无效甚至错误的方向上纠缠往复，从而影响到深度上的不断精进。笔者认为，净堂史观中最通达的一个观点是，今天我们依然处在晚清以来碑学隆盛及碑帖融合的延长线上。这是非常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一个观察与判断。也因此，清代碑学至今之古拙沉雄的创造性成就，足可与周秦两汉博大的篆隶精神、晋唐以来二王领衔的真草风流相提并论，鼎足而三，三者在美学张力上各自独立，无法彼此取代或者遮蔽。

以包世臣的“中实”理念为标志，碑学贡献最显著的一点，即线条中段之多元力学表现，其一旦成为时代性的自觉，书写本身的创造性、丰富性与耐读性，就已经不再与所谓的传统帖学同日而语。从宋代黄庭坚的下意识跌宕（船工荡桨法），到晚清以来何绍基、康有为、弘一、黄宾虹诸家自觉的中段丰富表现力，其间寻绎亦近千年。到今天，线条中段的审美质地，已经可以作为判别高水平书家的首要技术指标，经过指导训练的眼睛，基本能够作出近于专业的判定。而就线条中段品质这一点而言，净堂书写的耐读性与审美深度，与其所秉持的史观、理念可谓密切相关。

在当代创作领域，尤其以颇具风格塑造和表达能力的昔日中青展获奖作者为代表的优秀书家群体中，能够不断突破局限走向新境的终是少数，原地踏步乃至陷入日常俗务的简化、退化乃至俗化现象，还是普遍状态，曾经的青年名家很多都陷入了迷茫与颓异的怪圈，找不到逐步提升与超越的道路，这多少是令人遗憾的事情。相比之下，净堂厚甜先生取得的书法成绩，包括自身创作难度的不断升华和笔墨境界的日趋圆融，以及说法、传法为后学带来的观念启迪与技术帮助，即创作与教学两个大的方面，无疑都非常难能可贵。在得到书道同仁广泛赞誉的同时，我想，也足可作为当代书法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与现象。

续前所言，净堂示法传法的学术根底，主要源于跟随书坛前辈系统学习的经历，然后逐渐独立教学，依凭自身多年来深入的实践与体悟，形成了相对丰富和系统的书学观念，再借助于中国书协等权威机构的培训形式，以及个人微信公号大量专业的链接推送，影响了一大批有志学书者及爱好者。在书法成为一级学科的今天，高等院校书法教育越来越显示出重要而长远的意义，人才培养路径也更具学术性与反思性，同时对于文化传统的接续与深入也正在加强。以净堂先生为代表的优秀书家群体，如果能够与当代高等院校之专业教育形成交汇与合力，则中国书法的未来必将结出更为多元丰硕的成果，并必然能够形成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高峰。

乐观未来，拭目待焉。

（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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