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学习书法终究不能放弃，这种传承也是一种责任

朱幼棣，男，汉族，1950年出生，浙江黄岩人，中共党员，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经是新华社著名记者，专跑中央常委线，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转型成为官员，均心怀天下，长期关注城市发展、文化遗存和民生问题，著有《沉默的高原》、《中国世纪大灾变》、《后望书》等。2015年6月3日下午，朱幼棣因突发脑溢血，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5岁。

一、书法的家学渊源，可追溯到百年前。

清末，写得一手清秀小楷的曾祖父，离开生养他的浙江农村来到陕西，在其姐夫柯骅威处作幕府。当时柯骅威在乾州做通判。乾州即乾县，唐明皇与武则天的陵墓就在这里。古城在渭河北岸，离咸阳和西安都不远，文物古迹遍地。

科举出身的柯骅威是个书法理论家，康有为的知交。当时陕西有大量汉唐碑刻出土，碑学大兴。清初的书坛，大体呈现出两大倾向，或仿二王及董其昌，或效米芾及王铎，并偏重于前者。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乾隆皇帝仰慕赵子昂。这两位皇帝的书法水平都不低，到处作诗题词。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再加上科举中“以书取仕”之风，使朝野上下仿董、赵成风。学董之偏造成枯瘦靡弱，学赵之差更易肥腴媚俗。浸淫既久，当时一些大书法家也不能免俗。那个时代，法度森严，学书者求之于法帖，读书人家里有几本字帖已经不错了，普通人极难看到真迹得真法。书风靡弱，帖学凋零，直到碑学兴起，山穷水复，才给清代书坛带来了新气象。

康有为是碑学后期的代表人物，其《广艺舟双楫》（后更名《书镜》）成为碑学理论的重要著作。

作为一个幕客，我的曾祖父平常没有太多的事情，终日读书写字，广泛搜集当时所能找到的碑帖，对碑学深入研究。刻石书迹虽然经书丹、人工刻凿，千百年来自然风化等原因，出土后又经过人工的椎拓，与原手迹有一定的差异。但这毕竟是依原手迹一次刻成，比辗转翻刻的法帖更接近原迹。当时陕西出土的一些刻石，由于深埋地下，出土时保存相当完好。曾祖父细心钻研，书法因此大进。现在家里所藏的几本清代法帖上，还能见到他用红笔注写的小楷。

柯骅威任满后，曾在北京滞留，与曾祖父经日流连于北京琉璃厂等地，并带回一些好版本。曾祖父返乡后，移居黄岩县城，创办蒙学。屋檐飘雨，陋巷风霜。只有临写和研读带回的拓碑、字帖和善本，才能唤起对异乡远游的记忆。

二、小城黄岩自古书风昌盛。

与吾乡台州有点关系的古代书法家是郑虔（685—764）。郑虔善画、工诗、擅长书法，与李白、杜甫是很好的诗朋酒友，被时人称为“行草绝伦”。

郑虔是河南荥阳人，家境贫苦，他学书的故事一直流传。据说到长安后，穷买不起纸，慈恩寺存了几屋子柿子叶，他就天天拿柿叶练字，把几屋子柿叶都写完了。有一次郑虔画了幅画，又在上面题了首诗，献给唐玄宗，唐玄宗观后称赞“画好、诗好、字更好。”并在纸尾写了“郑虔三绝”四个字，封他为广文馆博士，一时传为佳话。安史之乱时，他与王维等官员，被劫持到洛阳。郑虔装重病，没有接受安禄山的封官。可后来唐肃宗还是给他定了个三等罪，贬到当时被称为“民风闭塞，礼教不通”的台州任司马参军，掌教化，大约相当于教育局长。

杜甫有《送郑虔贬台州司户》诗：“郑公樗散宾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皇已就长途往，邂途无端出钱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郑虔流寓台州后开办学馆，招收民间子弟，并亲自执教。七年后，终老台州。郑虔对吾乡教育的贡献是开创性的。明代方孝孺称郑虔是台州“斯文之祖”，“凡属台州，莫不感其赐”。可见，家乡后来书画之风，深受郑虔的影响，代代不绝。

古城黄岩三十六街、七十二巷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草行巷——在我国街巷中，恐怕以书体命名的也不多见。草行巷长不足三百米，地面由三溜青石板铺就，也是我上小学时必经之处。古巷幽静，雨后地面上闪着清亮，挽着裤管赤脚走过，清爽滑润。老屋陋巷，有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后人叫巷名，或漏了个字，称草巷，而乡下人进城，往往叫“草鞋巷”。

这条古巷中出过两个文人，一是杨似云，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进士，官至通直郎，工于章草。另一个是叶应辅，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历任校书郎，右谏司，知明州，后至敷文阁侍制。他工行书，崇尚意趣。由于宋代以后印刷术发达，无需大量抄书，帖学盛行，书法的艺术性无疑也大大增强。后人将这两位书家的书风合在一起，把他们居住的古巷称为“草行巷”。

可惜这些书家的墨迹都没有保留下来。前些年看到出版的一本《黄岩书画作品集》，其中有宋代参政知事谢克家的一幅尺牍。谢克家原籍河南上蔡。史载，北宋亡，谢克家先是劝进，继以“大宋受命之宝”交康王，并反对秦桧卖国，作秦桧褫职告词。谢克家受到秦桧迫害，移居黄岩三童岙。他当年并不以书名，留传下来的作品也不是很多，他的《克家致春泰发知府书》，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笔力遒劲，铁划银钩，全无媚俗之姿，真是字如其人，令人叹为观止。

三、祖父的学书历程

先祖父朱笑鸿出生于1900年，是世纪的同龄人。盛唐书坛的旧闻轶事，书法长河的秘宝重光，使少年的祖父受到很大的激励。他从六岁识字时始，伏案涂鸦，日日临窗学书，开始了长达八十多年的翰墨人生。

祖父十多岁时，便开始承接父业，在蒙学授课。二十岁在黄岩女子师范任教，后到黄岩县立中学，是黄中最早的国文教员之一。他学识渊博，精通古文诗词，通晓中草药，抗战期间还兼任国医公会会长和针灸专科学校教席。我惊异于那个时代的学人，几乎所有知识都靠自学。他的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教的马澄波教授后来撰文回忆说，朱笑鸿先生在国学上至少达到了名家水平。

祖父说，学书亦需广泛涉猎，取之高法，才有可能在气度、力度及书境上接近前贤。笔意凝炼、结体宽博的颜体楷书临写，使先祖父打下了严谨的书法基础。随着年岁的增长，功夫日深，他又开始追本溯源，寻求汉字和书法多质性的历史流程，从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他刻意搜求书法拓片，朝夕临池，古朴遒劲的秦汉篆隶、出入方圆的魏晋楷书、酣畅淋漓的唐宋行草……成为终生师法的密友。无论是“二王”，还是《石门铭》、欧阳询《张翰帖》、颜真卿《草篆帖》、怀素、黄庭坚的草书，他都临写过多遍。年深月久，先祖父终于出碑入帖，形成了他独有浑厚凝重，而又潇洒飘逸的书风。

祖父的书法，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形成鲜明的风格。

1929年，在黄岩九峰桃花潭畔兴建镜心亭，四根石柱上刻着八副楹联。书写楹联的都是当地名流，多为榜眼进士，其中有祖父朱笑鸿和他的表哥柯璜，柯为著名书画家，时任故宫研究所所长。祖父题写的隶书楹联是：“好将击水三千意，来问缨濯一点心。”祖父当时不满三十岁，和几位耆宿相比当是晚辈，但他当时在书法上已经脱颖而出受到乡里瞩目。镜心亭石柱上行、楷、草、隶、篆诸体皆备，“桃潭夜月”成为九峰十二景之一，并进入《中国名胜词典》。

50年代，黄岩建九峰公园石牌坊，其门上“九峰公园”及隶书楹联“桔乡峰生九子抱谷，山麓泉映古木参天”，也是祖父撰并书。台州各处的亭台楼阁，都有他的墨迹。六七十年代，中日开始书法交流，省上多次来人，向祖父索书，由组织上送日本参展。

祖父住黄岩城内横街。家里有数间书房。楼上一间，藏有大量古籍。1966年文革初起，一群红卫兵闯进，直奔阁楼，把阁楼上古籍全都抄走，拉了整整五辆手推车，这些书后来或散落或烧毁。幸楼下房间未动。其中一间是会客室兼诊室，放满古籍及医书，还有自制的一些外用药。另一间也有一些书箱，窗下是张特制的大书桌，上面有砚台、墨、毛笔、笔洗等。

后来母亲还说起过，解放前几年，物价飞涨，虽有祖父与父亲两人教书收入，但一大家四代九口人，有时家里无米下锅，需要出去借，这对祖父来说是件极为难的事。大家正发愁叹息着，祖父就不见了，他转身进了书房写字，直到天黑南瓜汤煮好了叫他才出来。对母亲的抱怨父亲颇不以为然，笑着说，爷爷临的恐怕是苏轼的《寒食帖》罢。

记得书房为格子木窗，光线略显幽暗。房间里搭着几根竹杆，爷爷写字后的毛边纸，晾在竹杆上，墨迹晾干了再写，一遍一遍，直到纸被墨水完全染成了黑色。祖父是很节俭的，记得当时家里订了份报纸，他平时就在旧报纸上写，最后报纸也成了黑纸。家里才把“黑报纸”卷起，作烧饭时点柴火用。

向他索字的，他总是有求必应。记得当时黄岩城内街上许多商店都请他题写店名，如城中心的县百货公司，副食品商场。那些商场要的字很大。祖父用墨斗写在几张拼起来的宣纸上。写好的字常常铺了一地，孩子只好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地走。乡邻都知道朱老先生的脾气，来时只要带两瓶墨汁，夹一摞纸张即可。祖父好客，他的朋友有青春负笈的学生也有两鬓披霜的老者，他们常切磋诗词书艺，一直保持深厚的师友情谊。有位大学教授曾撰文回忆，当年他考上大学中文系时，祖父不仅为学生书写了一个条幅，还亲自给他刻了一枚印章。

先祖父在讲台上度过了几十个春秋，淡泊一生。他性格耿直，从不媚俗。1960年，大饥荒的迹象已开始出现，可到处还在放高产卫星。在一次学校召开的教师学习会上，对“亩产万斤”祖父讲了几句真话，表示怀疑，认为有虚报，实际上没那么多。为此竟受到打击迫害。1961年，他已62岁，到了退休的年龄，竟被当作“白旗”拔到远离学校的偏远高山林场去劳动，说你不是懂中草药吗？就到那里去种药。半年后，老人的腰扭伤，不准休息，不准请假。这时，与老屋毗邻的县医院，要在我家院子门外砌灶打烟囱建公共食堂，又要搭棚建食堂饭厅，致使我们院子前门的路被堵。祖父闻讯从山上赶回家中，学校为此竟对他作了“自动离职”处理。不到一年，食堂解散，破灶和烟筒还兀立在大门外的路边。家境虽贫，但老人宁折不弯，丰骨傲岸，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祖父晚年在门前屋后种些中草药和瓜果蔬菜，养了两缸金鱼，几只鸡。门庭冷落，偶尔有一些新朋旧友来访，吟诗唱和。祖父和著名书画家柯横是姑表兄弟，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深厚友谊，常有书信往来，探讨书画艺术。他说柯横是由字入画，特别善画紫藤，这与他的草书功力有关。祖父晚年画竹、兰，也是从书法入画。雨天下乡，祖父手臂平伸举着油纸伞能走十来里地，同行的人啧啧称奇。这样过人的臂力是悬腕写字练就的。

祖父时常给四邻八乡的百姓看病开方，但从不收一分钱。他虽不是专业行医，但城中各大药店都认得祖父写的处方。病人治好后，进城给他捎些田里种的东西，像黄豆、黑豆、南瓜、洋竽，厨房里总是不断。

江南海边的冬天冷。后间和厨房间是木栅窗，深秋时节都要换窗纸。我们都用祖父写过字的毛边纸粘贴。有时黄昏贴上，翌晨起来依然透风。一看，木栅窗上的纸被悉数揭去。想起夜里有人在老屋外逡巡，我们又气又怕。祖父笑笑说，想学字的人，不会是小偷。

几年前的一天，我回到家乡，在街上遇到一位搞收藏的青年。他忽然站住问：“你是不是朱幼棣老师？”我说是。他说，最近购得你祖父朱老先生的一幅字，想送与你。我二十多岁即出外求学工作，祖父留的字很少，一听他的话自然高兴。当晚他就把祖父的那个隶书条幅给送来了，一看，原是抄马叙伦论何绍基（1799—1873）书法诗：“近代书人何子贞，每成一字汗盈盈。须知控纵凭腰背，腕底千斤笔始精。”有人认为，是何绍基的“回腕法”有问题，用力过大，其实不然。悬腕作大字自然要凭腰背，汗流浃背之用力，不亚于练一套拳脚。这也是习书有益健康的原因吧，更何况还在静气中感受与古代大师对话之乐。

四、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曾在祖父的墨池边度过。

他反复教我们如何执笔，起笔落笔，提顿运转，做到笔意畅通。我开始用颜体字帖。但年纪小时往往只注意一些细节描摹，如蚕头燕尾，还有一些字的结体也难掌握，对雄浑的气势和森严的楷法，理解不了，往往写得“黑顿顿”的，肥而拙笨。觉得颜字太难学了，便央祖父给我们写了几本正楷和隶书字帖。他的楷书介于颜柳之间，因作学帖，省去了变化的丰富，也常有简体入字，我们便觉得容易得多。从小学到初中，凌晨即起，上学前必临上几张。有时临阵磨枪，也能在学校的比赛中得个小奖品。这些字帖一直保留至今。前些年，把祖父写的毛边纸隶书字帖裱成了一个长轴，也蔚为大观。

学生习字，很受老师板书的影响。特别是语文教师。小学时还好，因语文老师多出身于旧式师范，字写得工整。上中学后，有的老师板书差，受此影响，钢笔字开始“缩头缩脑”，笔画支离凌乱，自己也比较苦恼。有一年暑假，祖父看了我写的字后，给我临了本行书《岳飞前后出师表》，他说大字写好了，小字自然会好；正草可同时练习，于正书之习昏昏，入行之际可望昭昭，而入草可得纵放，表现自性。后来，他又给我临写了怀素的《自叙帖》、《圣母帖》，供我学习。祖父这些临本均在，我认为已达到名家临帖水平。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躲进自家阁楼习字学画，学习高中、大学的一些课程，做数学习题。阁楼是弟妹们学习的“课堂”。上个世纪70年代，我先后当过高中数学教师和矿山技术员，也是与文革期间的那段自学分不开的。

祖父常回忆起自己学书的艰难经历。今天能看到故宫和各博物馆珍藏的真迹影印，那只是“下真迹一等”，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他为后学有此优越的条件而感到高兴。在清代书法家中，他推崇邓石如。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的邓石如，是安徽怀远县人，他平生不事科举，以布衣终老。邓石如一生精研书法与篆刻，篆、隶、真、行、草五体皆工，而以篆、隶及篆刻最负盛名。邓石如隶书笔法源于汉碑，出入汉魏之间，兼融并发，以丰实雄沉的风格为主调，追求力度与厚度的表现。包世臣称邓石如“隶及篆入神品，草书及真书妙品上，行书逸品上”。

我想祖父和邓石如还有相似之处。他也五体皆工，其中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是隶书与行书。他晚年又攻《石鼓文》、金文，乃至甲骨文，以解其以气生形、生笔法之理。作为一个书法家，他的书风严谨，法度无懈可击。他的一些行书作品，可谓功力深厚书家的率真之作，耐人寻味，百看不厌。所书也多是自己喜爱的佳句，既有奇趣与天趣，又极其“耐读”，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审美意识。

祖父论书，经常谈到气的问题，神到气到，气至笔到。无论是蝇头小楷，还是用墨斗写出的巨制，他都十分注意气韵问题。抗战期间，黄岩中学西迁至灵石寺，祖父曾经每日凌晨练习坐禅，他亦精华佗的“五禽戏”，我曾问，写字是否也与气功相似？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神与气既无形又有形，但不可强求。只有在大量临摹，积累了深厚的基本功力的基础上才能创新，才有神来之笔。

书法讲究笔、墨、纸。祖父有一些好笔与好纸，但平常舍不得用。有时拿出来给我们欣赏一番，便即收起。他认为，好笔并不在如何名贵，而在于做工精细，且自己用起来得心应手。即使笔写旧了，只要不脱毛，就舍不得扔掉，家里的旧笔就有好几抽屉，虽旧弥珍。当时县上还有两家制笔社，“大白云”几角钱一支，他用得最多的是制笔社的产品。有名人路过黄岩，县上要留墨宝，便到祖父处“借笔”。他们认为，祖父字写得好，一定笔好——当然都是有借无还。记得一次郭沫若路过黄岩，县上希望祖父能借几支好笔。祖父挑了几支新笔给他。我问，是好笔吗？祖父说，一般，几元钱一支罢，街上笔店有卖的。倒是郭老大方，送了三块好墨。

祖父对毛主席草书比较推崇。文革期间，书店里除红宝书外，也有毛手书诗词画页，他曾买来后钉在墙上对我讲解。主要是分析谋篇布局，字的大小和如何兼顾左右，字形笔画之间的补济与相生，相切角度，空距大小，若即若离为上等。历代书论中的“担夫争道”等比喻，就在那时听说的。对当代的一些名人、名家的书法，评价就不那么高。但他也不厚古薄今。记得“文革”开始时，他有一次县前街走过，看到地上有幅大字标语，觉得字写得不错，曾多次谈起，还打听过是谁写的。

祖父书法和诗作，很少收存。祖父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中，有真书小楷抄写的古诗词和几十本医书医案及信札等，均一字不苟，韵致婉秀，有很高的艺术情趣和精神意蕴，显示出清峻厚重的风格。其中有小楷《道德经》、《纪晓岚评注苏东坡诗》等古典诗文，抄写的《金匮要略》、《伤寒论》、《黄帝内经》和大量医案。祖父晚年心情郁闷，曾潜心研究佛理，颇得其中玄理。《般若波罗蜜心经》等就抄过多遍。

收入县志的那幅是他晚年的作品，抄录的是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柳湖松岛莲花寺，风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雾重，棕榈叶战水风扬。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迥首望，蓬莱宫在水中央。”这首诗很有些超凡脱俗的禅意，也表达了书法家暮年的心境和所达到的境界：回首翰墨生涯，暮云春树，斜阳归舟，那里有殿宇参差，超拔脱尘的壮丽风景。家乡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大都是先祖父写的。一位平素自负的书法名家，看了祖父抄写的《古诗录》后，感叹不已，认为这书境当代人难以企及。

祖父常说，习书如同练气功，能使人长寿。他们这一辈人，生活艰苦，条件远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他一生无病，也从未往过医院。1991年10月，父亲在京治病期间，惊悉祖父病故，当即买好车票，抱病奔丧，而我却因工作无法离开。我把父亲送到火车站，想起祖父的一生，不禁泪湿衣襟。后来父亲告诉我，祖父是无疾而终的，有如高僧入定。一日午后，他说觉得乏力，想睡会儿，就在躺椅上永远睡着了，享年91岁。而头一天，他还站在案前挥毫。

五、祖父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与酷爱，也直接影响到父亲。

几十年来，父亲一直没有停止过研习书法，他在书法上的悟性不错。这在艰难的日子里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寄托与安慰。他一再对我们说，字如其人，要学好书法，先要学会做人。

父亲退休后，有时间对书法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钻研前人的书法，进一步锤炼功底，融会贯通，发之以性情，求新尚变。他的隶书结体宽厚，渐趋古拙；行草在秀丽潇洒之中，每有苍劲之笔，发挥了圆笔运转之功能。隶书在清碑学书家中最具儒者风度的。从曾祖父、祖父到父亲，其隶书自我风格的形成，实出于学识的积累和对书法的渗化。记得父亲曾送我一幅，上书郑板桥题画竹子的句子：“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删繁就简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我想这也是他在书法艺术追求上的写照。继祖父之后，家乡名胜古迹的亭台楼阁和石碑上，有不少父亲题写的楹联和碑记等。后来，由于眼疾，看不真切，他写小一些的字感到吃力，特别是长篇的隶书与楷书，往往难以如愿完成。

记得一年去湖北大别山区作扶贫调查，在黄冈住下后时给病中的父亲打了个电话，询问他的检查情况。他一听我在黄州就高兴起来，脱口说起了“乌台诗案”，还有苏东坡在黄冈写的《赤壁赋》和《寒食诗帖》，说起苏东坡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情，要我多看看。此后，行走在大江和崇山之间，又多了分游走学习的感觉，这片土地上，原来有盘根错节的高古，风动枝头的秀丽。

2011年秋天，父亲因病去世。悲痛之中，有故乡领导友人来悼念。有多人提出，父亲生前曾答应为某某楼、某某桥题名，他们说，朱先生去世，这题写最好由我来完成。想起自己才疏学浅，学书虽然未间断，但长进不大，在文化发达、高手如云的江南，不禁使人诚惶诚恐。回京后，索字催促的电话不断，我一直没敢答应，竟使他们失望，深感愧疚。

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回望书法艺术的长河，百年，出身清贫的几代书法家，经历坎坷，矢志不渝。这本身就是一本大书。淡烟疏雨，铁划银钩，必然在我的血液中浸润着墨意。由于生活的奔波，工作的忙碌，这些年来舍弃了不少，但学书终究不能放弃，这种传承也是一种责任。

从此，我多方搜集各种碑帖，寻访仰观名山书迹。开始每日早晚数小时的阅读与临帖。读古代名家帖，得形、得气、得神、得韵，但更多的是得法。即便是“一寸二寸之鱼，三杆两杆之竹”，亦可自乐。节假日，更是书桌前一站一整天。练到艰苦时，手红肿发痛，几乎不能举臂。如此往返，数年后，方觉有所突破，获得了对笔墨的感觉。

我想，无论新与旧、巧与拙，文气血脉还是要平，只有平才能走得远，才有抵御粗陋芜杂的高境界。独自在书法的世界闭关锁山，生活变得简单清净，一简则远，一远则幽，这给寻常的日子增加了宁静和深度。于是，对笔墨的迷恋，逐渐成为一种信仰和情怀。

朱幼棣：现代书法就是无耻书法和白痴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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