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是世上第一等好事

曾国藩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伦理家，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文学家。曾国藩对于文学是很有修养的，只因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太大了，所以把他的文学修养遮过了。

１、读书的三个层次

现在我们开始说起曾国藩的读书。

曾国藩对于读书，可分三层来说：
第一是喜欢读书，
第二是懂得读书的方法，
第三是劝人读书。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以前，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便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在翰林院几年，所做的可说完全是一种“研究工作”。因为职务比较清闲，所以他有较多的工夫自己读书。他所交的一般朋友，都是很讲究读书的，所以那时京师的读书风气很浓厚。
这时候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读书的故事：他因为屡试不售，在京师住得气闷，便应朋友之招，到江南去游玩。在路上因为路费缺乏，向睢宁的朋友易作梅借了“百金”，在路过南京时，他把这笔钱完全买了书。不够，又把衣服当质了些，添补上去。他能借钱质衣去买书，可见对于读书的兴趣了。
倘若把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这十二年扑灭太平天国的军事时期，作为曾国藩一生的根本事业，那么他在北京六年的京官生活，是他根本事业的预备时期。曾国藩以没有带过兵的书生，一旦身负重任，居然很晓得用兵。固然是他平日随处留心的结果，但大半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
后来他办理军事，虽然“军书傍午”，环境不安，但他仍不忘记读书。所以他寄信给他的儿子纪泽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年老眼朦，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又说：“余性喜读书，每日仍看数十页，亦不免抛荒军务，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可见曾国藩的读书已成为改不掉的习惯，并无以消遣了。
这种习惯直到曾国藩年老之后，做了两江总督，仍没有变更。在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六十一岁，并且他的右眼已经失明了。许多人都劝他静养享福，但他仍旧读书不息，决不使光阴虚度。
一般人的读书，都用来为博取利禄的工具，但曾国藩认为读书是求知识，求学问，是满足求知欲的。所以他写信给他的诸弟说：
年过二十，总以看书为主。我境惟彭薄墅先生看书极多，自后无一人讲究者，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殊不知看书与考试，全不相碍；彼不看书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务。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问亦无一可靠。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禀父母》）

２、读书的三大方法

至于曾国藩的读书方法，更值得我们注意。
他的读书方法，第一是“有恒”，第二是“不勉强”，第三是“做札记”。
何以见得曾国藩读书有恒呢？
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诸弟》）
他在读书方面，主张实事求是，不贪懒取巧。他说：“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遍，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不主张强记，这是很合于现代的教育方法的。“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这是他读书的原则。
至于看书“做札记”，更是曾国藩求学的不二法门。近来的学者如胡适之先生，认为“做札记”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其实曾国藩早已实行了。他认为读书应“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此外曾国藩又以为天下的书籍浩如瀚海，所以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曾国藩这种见解也是值得推许的。
陈果夫先生评曾国藩的读书方法说：“读书如能随时做笔记，则进步最快。曾国藩是一位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的好处在有恒、耐心、做笔记，所以后来也有相当成就。”这话是很确实的。
（本文节选自蒋星德《曾国藩传》，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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