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它实在是一部了不得的好书，可惜民国以来很少人理会

文　｜　钱穆

王船山曾说：

《通鉴》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纤悉，以序治忽，以别贤奸，以参离合，以通原委，盖得之百家之支说者为多。

这是说：政事之治乱，人物之贤奸，事情之原委离合，往往在添进去的那些小文字中见出。若譬温公《通鉴》如绣成的鸳鸯，船山这番话，却把绣鸳鸯的针法线路指点出来了。我们要研读《通鉴》，船山的话，不失为一绝大的指示。

但诸位试想，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在他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因为在宋仁宗时，他开始写通志八卷，本名其书为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这是全部《资治通鉴》最重要的重心。不关这重心的，他当然不要。因此书所重，只是讲历代的君臣事迹。

我们读一书，要了解此书精神所在。任何书不会都使人全体满意。我们做学问读书，要能采其长，不是要索其瑕疵，来批评它的缺点。今天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懂得一书长处，而喜欢来找它短处。或许所找出的，也并不是它短处。

我常说有写史，有考史，有评史；《通鉴》这三部分都完备。他的三十卷考异，有的考得非常精细。此一部分，甚为后人看重。但我在此，不拟举例细讲。说到评史，从前正史上有赞、有论，《通鉴》里常见有“臣光曰”，对一人一事有评论。他因此书是献给朝廷的，故自称“臣光”。

我们到今读来，正可觉得他的写史，所占的地位是极伟大，精神是极高远的。近代学人看不起“臣光曰”，那只是眼光短浅，对温公用意深长处不了解。

再说到司马温公之写史。诸位当知，把纪传体正史改成编年体，这里面有许多困难，很要费工夫的。如三国志赤壁之战，牵涉到三个国家，文章该从哪里写起？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鲁肃、周瑜，有关系的人多得很。

《通鉴》写赤壁之战，开始从鲁肃同孙权讲话开始。鲁肃说：现在事情很紧张，我请到荆州去看看刘备方面怎样态度，再决定我们对付曹操的策略。诸位读了《通鉴》，才知鲁肃是当时很有眼光的一个大人物。他到了诸葛亮才跟着到吴国来，下面吴国才决定同刘备联合抗拒曹操。赤壁一战以后，就成为三国鼎立，鲁肃是此转变中一枢纽。可笑的是后来明代人的三国演义，全把史实写错了；诸葛亮也不成为一个诸葛亮，而鲁肃则变成了一个最无用的愚人，给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上。周瑜应是个英雄，而演义里也写得他十分可怜。

诸位若看王船山《读通鉴论》，他极论当时人才，懂得国际局面天下大势的，在蜀有一个诸葛亮，在吴有一个鲁肃，在魏有一个曹操。因在吴、在蜀有诸葛亮与鲁肃两人，吴、蜀才能联合起来抵御北方。到了鲁肃一死，在吴国方面，就再没有人懂得此大形势。而刘备派关羽守荆州，关羽也不懂天下大势重要所在。他去荆州，诸葛亮告诉他“北拒魏，东联吴”六个字，但他一意拒魏而不懂得要联吴。以后吴、蜀失和，吕蒙渡江，关羽死了，从此吴、蜀对立，刘备就自己去征吴，又失败了。诸葛亮重来联吴，实因非此不足以拒魏。王船山此一看法，非常深刻。其实《通鉴》上早已写得明明白白，船山也只是读《通鉴》而有得。

诸位读书，应懂得像此般用心，自己见解慢慢也就高了，才能来讨论上下古今，自己也变为一个有用的人。千万不能照现在的读书法，只拣一个题目找材料，自己的见识学问不得长进。此是读书做学问一最大分歧点。

我刚才讲的王船山《读通鉴论》，也是一部很了不得的好书。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部书大家非常看重。我有一位朋友，是留学法国的，他年龄比我大。抗战时，有一次，我们同住在重庆，我的国史大纲初出版。我上午有课，他读我国史大纲。吃了饭，两人午睡后，出外散步，便讨论我的国史大纲。

他忽然背起《读通鉴论》。我十分惊讶地说，你怎么还记得能背。他说，他年轻时读过。他留法回来，是一个老教授，但所教不是历史课程。此时他已过六十，他还都记得能背幼年所诵，这眞使我吃了一大惊。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从民国以来到现在，六十年中间，一切都大变了，《读通鉴论》便少人理会。但《读通鉴论》实是一部好书，值得读。诸位治史学，更不可不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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