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因为他，中国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

文　｜　钱穆

孔子生在春秋晚期，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但孔子思想并非凭空突起，他还是承续春秋思想而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世界上一切宗教，似乎都想根据人死问题来解决人生问题，孔子则认为明白了人生问题，才能答覆人死问题。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把奉事鬼神高举在奉事人生之上，孔子则认为须先懂得奉事人，才能讲到奉事鬼。这一态度，使孔子不能成一宗教主，也使中国思想史之将来，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孔子的思想态度，全偏重在实际人生上，即所谓“务民之义”。而对宗教信仰，以及哲学形上学的玄想，牵涉到人之生前和死后，以及抽象超越的精神界，如鬼神问题等，则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孔子所常讲的“仁”，并没有什么深微奥妙处，只在有一颗爱人之心便是仁。而这颗爱人之心，却是人心所固有，所同有。

个别的利害计较，孔子是不太注重的。在孔子，宁愿赞成命的观念。外面环境之复杂，人事之变动，随时有不可逆测的偶然事件之发生，使我们对一切利害计较终于无准难凭，则何如回转念头，先从自己内心的情意上起算，不要先从外面事势的利害上较量呢？“命”在孔子看来，是一个不必然的。我们若明白得外面有一不必然之命，自然肯回向自身那个必可然之仁了。

仁者并不是不愿博施济众，然而这有待于外面一切的形势与条件，纵使像尧、舜般，掌握到人间最高的权力，也未必能充尽其量的博施与济众，这便是谓“命”。命限制了人的种种可能，却逼出人一条惟一可能之路，这一条路，则是尽人可能的，那便是所谓“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在我们心上之一念，外面一切条件束缚不得。一切形势转移不得。只有仁不在命之内。孔子把“命”字来阐述宇宙界，把“仁”字来安定人生界。尽在不可知之宇宙里，来建立必然而可能之人生理想。

孔子论“仁”，指的人心内部之情意与态度，此种情意与态度，如何求其表达到外面实际的人生界而恰到好处呢？于是孔子才又注重到“礼”。

在知识上，必须“知命”才能求仁。在行为上，必须“复礼”才能为仁。礼是人生相处之种种节限。人往往为个己求利的目的而逾越了此种节限。但逾越此节限，未必就是利。

“礼”在仁与命之交界处。在最先，礼本从人与天、人与神、人与鬼的接触兴起，那是一种宗教仪式，是人生界与宇宙界感通的一条路程。但若人类内心没有一种积极蕲向的仁，便无从有这许多礼。孔子只为把此礼之意、礼之内心、礼之所由起之一关参透了，又把礼的精义转移扩大到人生界，教人在人生相与中，明白得有一条彼我相交接，而又为彼我所不得逾越之一线，此即孔门儒家之所谓“礼”。

在中国思想里，好像很少注重到自由。其实孔子说“克己”，克，克也，胜也。把自己私的一面克去，莫要让它放肆。是克己。“由己”，克己便兼顾到人，但实行只在己一面，是由己。即就是自由。

孔子认为人生只能有有节限的自由。“命”与“礼”是节限，“仁”是自由。为仁是全由自己的，仁是尽人可能而必然可得的，只要把自己先安顿在此节限之内。而此种节限，亦是先照顾到人的一边而始存在的。

人生在宇宙间的节制是“命”，个人在人生中的节限是“礼”，个人在人生与宇宙中的尽量的自由是“仁”。人在节限中获得其尽量之自由，这是一种乐。故孔子言礼必连言乐。人须认识得此节限是智，故孔子言仁必连言智。西方思想偏向外，所以更喜言智与乐。中国思想偏向内，所以孔子更喜言仁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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