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清竹韵

文　｜　钱穆孔子生在春秋晚期，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但孔子思想并非凭空突起，他还是承续春秋思想而来。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世界上一切宗教，似乎都想根据人死问题来解决人生问题，孔子则认为明白了人生问题，才能答覆人死问题。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把奉事鬼神高举在奉事人生之上，孔子则认为须先懂得奉事人，才能讲到奉事鬼。这一态度，使孔子不能成一宗教主，也使中国思想史之将来，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的思想态度，全偏重在实际人生上，即所谓“务民之义”。而对宗教信仰，以及哲学形上学的玄想，牵涉到人之生前和死后，以及抽象超越的精神界，如鬼神问题等，

钱穆曾在《朱子新学案》开篇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足见钱穆对孔子、朱熹的景仰与敬慕。我们翻看《钱宾四先生全集》目录，即可知孔子、朱子研究在钱氏的学术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倘若只推举一人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钱穆的答案无疑会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而记载孔子生平和思想最真切具体、最活泼有味的，莫过于《论语》。因此，要学习、认识孔子的思想，最佳途径毋庸是细读《论语》。如果说对《论语》的研读贯穿了钱穆的一生，绝不为过。钱穆晚年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思想，给人的感觉是恨不得“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李零语），为此他十分卖力地劝读《论语》：“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