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清竹韵

文　｜　钱穆王船山曾说：《通鉴》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纤悉，以序治忽，以别贤奸，以参离合，以通原委，盖得之百家之支说者为多。这是说：政事之治乱，人物之贤奸，事情之原委离合，往往在添进去的那些小文字中见出。若譬温公《通鉴》如绣成的鸳鸯，船山这番话，却把绣鸳鸯的针法线路指点出来了。我们要研读《通鉴》，船山的话，不失为一绝大的指示。但诸位试想，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在他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因为在宋仁宗时，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