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荀子的预言

225 人参与  2023年11月17日 11:52  分类 : 国学大师_国学经典_国学教育_国学经典名句  评论

作者简介:成伯清(1966-),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

梁启超非常推崇严复,曾在信中称许其“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唯一让人稍觉遗憾的,就是译笔太过古雅深奥,不够近俗,在传播上恐受影响。严复在回信里,首先难免自谦一番,但随即指出,“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深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也就是说,严复之介绍西学,非为替代中学,而是希望能够以此激活中国的“圣经贤传”,焕发新的生机。职是之故,严复在中西对译上,极为慎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将sociology(社会学)译为“群学”,正是为有意识地接续荀子学说。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讲学并对中国传统文明“富有同情的了解”的功能派宗师拉德克里夫·布朗,也坦承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后来,潘光旦专门撰文分析荀子与斯宾塞在社会学认识论上的相似之处。

那么,作为社会学家,荀子到底有何独特之处?他的理论与今天又有何相关性?我们且以荀子的一则预言为例稍作阐述。

这则预言,涉及荀子游秦的著名公案。荀子在秦国的考察应该还是比较全面的。在回答秦相应侯范雎“入秦何见”的问题时,荀子先是从地理山川、风俗民情、都邑官府、士大夫、朝廷诸多方面,对秦国予以了极高评价——毫无疑问,其中会有外交辞令的成分——但话锋一转,荀子说,“虽然,则有其諰矣”——至于秦国所忧惧的是什么,荀子没有展开,估计是宾主心照不宣的问题(在别处,荀子明确说过秦国“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接着,荀子又说,如果按照“王者之功名”的标准来衡量,秦国还差得太远。“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最令人诧异的是,荀子还补了一句:“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

荀子所谓的“故曰”,即纯用儒术则可称王,混杂使用就可称霸,一样不用则灭亡,这一说法不知是否为当时儒家进行自我推销时常用的流行说辞,或是荀子临时编出来的说法。但无论怎样,这是面对“威动海内”的强秦明确作出的一个预言,而且不幸一语成谶,席卷天下之后的秦国,忽焉而亡,成为短命王朝。

荀子预言的应验,仅是巧合而已,还是游说者常用的恐吓修辞伎俩,抑或根据特定原理作出的精准预测?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位社会学家的荀子,在作出这种论断的时候,确实基于自己的社会学理念。

荀子以类似于两千年后启蒙运动时期哲人常用的思想实验方法,勾画了人类社会产生的根本所在:“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篇》)也就是说,社会之所以可能,首先在分工和分层。分又何以可能?因为人有道义,以道义来区分,就和谐和顺,就能团结一致,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就有了人类创造的一切。

荀子强调人性是一致的(这也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方才确立的理念),但又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唯有区别,方能抟为一体,“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荀子·富国篇》)。“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但是应该如何区分呢?这种区分又如何具有正当性呢?荀子认为,需要根据礼义来进行区分,“乐合同,礼别异”。“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一个人,如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就做一个普通民众算了。荀子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礼者,养也”,“礼”就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当然,礼不仅限于此。事实上,荀子“隆礼义”,是将礼从仪式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为社会生活的普遍规范。此外,礼也不仅是约束人的,还是感化人、启发人、成就人的关键所在。遵循礼义,化性起伪,“途之人可以为禹”。人生境界之区别,端在个人的志向和意志。“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

如何治理社会呢?荀子认为需要采用大儒的策略:“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荀子·儒效篇》)之所以“法后王”,是因为上古之法,渺不可寻,而周文周礼,粲然明备。“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荀子·王霸篇》)最为关键的,是要“知通统类”,即明白社会制度体系及其背后的原理,“举统类而应之”。荀子批判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翻译成当代语言,就相当于说孟子在养浩然之气修君子之身上可能还不错,但实在不懂社会学,“不知贯不知应变”,如此,也就不能由内圣开出外王。

再来看荀子对于秦国的分析。综观《荀子》一书,较为具体地讨论秦国的共有四处。以上所引的两处均出于《强国篇》,另外两处则在《议兵篇》。显然,秦国最为特别的,无疑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秦国军队何以强大以及相应的社会动员机制,荀子具有深刻的洞察:“秦人,其生民也郏阨(使人民生活困苦),其使民也酷烈(役使人民很残酷),劫之以埶(以权势威逼人民),隐之以阨(用穷困扼制人民),忸之以庆赏(用奖赏来诱使人民),酋之以刑罚(用刑法逼迫人民作战),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要想从上面得到好处,除了战斗别无出路)。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并不否定这种制度设计导致兵力多战力强,但是这种追求奖赏贪图利益的“锐士”,一旦碰到上下一心的仁义之师,就“若以焦熬投石焉”,即好比把烧焦烤干的东西砸到石头上,必然四分五裂,一败涂地。

《议兵篇》中另外一处涉及秦国的,是荀子答李斯问。李斯觉得秦国“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以便从事”,也就是不讲原则,灵活应变。荀子认为,秦国虽然“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为何忧惧,是因为这种社会表面看起来强大,其实缺乏内在的道义性,缺乏凝聚力。依靠威吓和利益强行组合起来的乱世之兵,缺少仁义根本,终不能长久。即便攻城略地,兼并了不少土地人民,但因“不能凝其有,则必亡”。如何才能有效整合呢?荀子认为,“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议兵篇》)。但是秦国能够做到吗?根据法家原则设计的秦国制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鲁仲连语),兼容不了礼义。

事实上,秦国社会缺少内在道义性和凝聚力,在《吕氏春秋·离俗览》中就有揭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师从张苍)在《治安策》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讥讽了秦国民风:“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顺带说一下,贾谊的《过秦论》基本上只是重复了荀子的识见。司马迁在《史记》里曾说,“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其实,西汉人徐乐,凭借区分“土崩”和“瓦解”的上书而名垂青史:所谓“土崩”,就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导致社会彻底崩溃,一击即垮,此乃天下之患,秦国末世,就是如此;而“瓦解”的威胁则不然,因“安土乐俗之民”众多,社会基础坚实,虽有分裂性挑战,但终究根基稳固,难以撼动。这种看法颇合于社会学。可惜《汉书》上关于徐乐的记载甚少,无法辨明这种看法的思想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的有关观点,曾经跟秦昭王当面阐述过。这大概是在荀子跟范雎对话之后发生的,因为秦昭王劈头就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显然秦昭王并不同意荀子对于秦国的诊断和揭短,发问的态度也很不友好。所以,荀子再如何解释儒家在“美政”“美俗”和促成“四海之内若一家”上的作用,也不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当然,对于社会结构性问题,我们不能迷恋于“一言兴邦”的神话,但就这样当面错过一次良机,委实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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