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礼记》是战国末至汉初儒家学者论述“礼”的著作汇编，其中西汉戴圣编辑４９篇，称《小戴礼记》，为后世所通行。《礼记》一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史料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其中不少内容与教育密切相联，还有一些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著作，这些论著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就教育理论阐述的集中性而言，首推《大学》、《中庸》和《学记》等。

《大学》中的教育思想

《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之道”的一篇论文，它着重阐述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步骤，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称为“三纲领”。意思是：将美好的道德发扬光大，使民众面貌日新，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第一条重在修己，第二条重在治人，第三条是最终目标，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

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朱熹称为“八条目”。《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八条的核心是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前四条体现修身的过程，从接触事物开始，获得正确的知识和认识。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调整和净化自己的思想观念，树立坚定的志向和意志。最终使内心达到纯正的境界。后四条体现修身的成果，由自身，到家庭，再到一个国家，再到全天下。修、齐、治、平是所有正统儒家士人努力的共同目标。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相互联系，体现了过程与效果的统一。

格物、致知被视为“为学入手”或“大学始教”，实际上就是学习、领会与伦理道德有关的事物和知识，属于道德认识的阶段。诚意、正心是内心修养过程，着眼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养成。后四条则是道德行为的建立和扩展。首先是自身完善，即修身。齐家是从修身自然引出的，因“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　。可见，齐家是一个施教过程，即通过个人的修身来完善家族内部的关系。而且，齐家也是治国的基础，如果家家都做到了孝、悌、慈，也就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了，因此，治国不过是齐家的扩大和深化，而平天下又不过是治国的扩大，其基本精神是一贯的。这样，个人的学习、教人、施政等几个方面自然地联系、迁移和发展，成为一个整体。

《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从于封建道德和政治，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以后，被收入《四书》，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论述个人修行的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论文。首先，它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中庸》一开头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继承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思想。意思是说，上天所赐予的称作“性”，顺应和发扬这种本性称作“道”，修明和推广这个道，就称做“教”。也就是说，教育即修道，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尽量把天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体现出来。其实本无什么天命，所谓天命，都是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杜撰出来的，用以震慑和愚弄民众，所以这种教育本质论既是神秘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审问”即对博学中的内容详尽设问置疑，“慎思”即对审问的内容谨慎思考，“明辨”即通过慎思而明辨真伪是非，“笃行”即将明辨的结论付诸切实的实行。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学习和修身方法，包括了学、问、思、辨、行等几个主要环节。

对于教育途径，《中庸》认为人可以从两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意思是说，学习和教育的实现需要有人性的依据，故要尊重德性，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同时，人性的完善又要依赖于学习和教育，故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中庸》认为这两条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

“诚”与“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教育途径论后被宋明理学家发挥，并以此为标准，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来源：《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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