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鉴才：西泠印社为什么要倡导“诗书画印”

金鉴才，知名书法家，义乌市大陈镇红峰人，先世本姓刘，后改金姓，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国画研究室主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杭州吴山书画院院长。现为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中国花鸟画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工行书及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书展。编著有《梅》、《竹》、《兰》、《菊》技法画谱和《金鉴才作品集》等。

一般来讲，诗书画印包含的是四个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我今天要讲的“诗书画印”，则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每一位篆刻家、书法家、国画家、古诗文家都应该具备的综合修养。

这些修养的养成和概念的形成，是我们民族文化艺术几千年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积累起来的。作为以印学为主体的西泠印社，为什么要倡导诗书画印？为什么要按照诗、书、画、印这样的顺序排？是不是西泠印社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谦甚至不够自信呢？不，这正是西泠印社这个经历过百年历史风云的印学名社博大襟怀和充满自信的表现。

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印学是主打品牌很明确，书画是“兼及”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说到“兼及书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印社内部曾经发生过一场要不要接纳书画家的争论，为了明确适当接纳书画家的必要性，便在西泠印社章程的宗旨中加了这四字。

印章（篆刻）从实用的记信而成为一个艺术门类，正是因书画的繁荣才发展起来，它原本就是书画大家庭的一员。

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都是兼长书画的，特别是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书画艺术大师，他们能排斥书画吗？所以我说西泠印社创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是包含书画的。

那么“诗”是怎么回事呢？从我所接触过的张宗祥、马一浮、沈尹默，到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朱家济、陆俨少等老一辈书画篆刻家，从小便会作古体诗，所以在那个时代“兼及诗文”是根本不需要强调的问题。

但在面对白话文全面替代了文言文、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西泠印社要求印人兼擅诗、书、画，或者其中的一门两门，已经越来越困难。所以适当接纳一部分虽然不擅长篆刻但在诗文、书画方面学有所长的专门家，以利互相交流促进，逐步培养和造就诗书画印全面发展的新一代综合型人才，是符合西泠印社办社宗旨的，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证这个百年名社长盛不衰，也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更值得自豪的是，中国是世界唯一的五千年灿烂文化一脉相承从未断裂的文明古国。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学与术、道与技的关系，术精于学，技进乎道，成学得道，光凭某一门技术是不行的，而需要悟。怎么才能悟？那就要掌握一种或几种其他可参照的项目进行比较，得到感悟，这就叫“通”。

我曾经听潘天寿先生说，他在青年时期受吴昌硕先生启发，减少画画时间，几年内补了“旧学（经典）”的课，他画中“懒道人”“懒头陀”“懒禿”这些自号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在这场补课中，他悟通了中国传统书画的大道，诗书画都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为他成就为一代大师奠定了坚实基础。潘先生向美院学生提出“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的主张，正是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潘天寿先生的成功，为新文化历史条件下诗书画印杰出人才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典范，一个榜样。真正有志于诗书画印事业的青年一代，除了诗书画印之外，有选择地读一点经史子集的经典，不但不会误事，而且会有助于通悟能力的提高，加快到达理想的彼岸。

中国传统文化有雅俗之别。然而诗书画印在古代虽是雅的一类，却也只是雕虫小技，并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利器。三国时曹丕认为文章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都没有把诗书画印放在眼里。

我这样讲，并没有贬低诗书画印的意思，只是想摆正诗书画印在国家民族大业中的位置，从而使每个专业工作者更好地尊重和学习其他专业的长处，养成宽容接纳的风气，共同负责任地推动诗书画印综合实力的提升。

因为要真正地做好一个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没有一定的抱负、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也是做不好的，不要说四门，连一门也做不好。我个人理解，西泠印社领导坚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倡导诗书画印，就是要复兴民族文化，提振民族自信。

除了文化修养之外，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还有个市场经济问题。我前面讲到，区分雅俗，雅文化是不以市场为目标，俗文化则是以市场为目标的。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原来属于雅文化的书画家，开始步入市场。在文化与商品化日益无法逆转地此消彼长的趋势下，我们倡导的诗书画印综合型大厦，要达到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高度，恐怕只能有赖于部分有志者对士志初心的坚守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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