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的书法艺术（三）

绍兴三年（１１３３），高宗在驻跸地临安府（杭州）有燕闲之所“复古殿”。逮至绍兴八年二月，下诏定都临安府（杭州），并诏新安墨工戴彦衡在禁中作“复古殿墨”。可见，复古殿作为赵构在临安的燕闲之所，大量书法作品必出其地。绍兴内府有了更多的晋唐真迹，而以《淳化阁帖》为祖本的《绍兴国子监帖》的刊成，更使得赵构有了系统学习汉魏六朝法书的较佳取法范本。贵妃吴氏题御书时曾云：“机政之暇，择钟、王而下三十帖，亲御毫素并加临写。龙蟠凤翥，变态万象，希世之伟迹也。”

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王羲之书法是最为推崇的，尤其是对《兰亭序》（《禊帖》）更是推崇备至。赵构以得益于魏晋笔法而自足，言语间充溢着对王羲之的景仰与自己学有所成的自得之情。且不说黄、米的成功离不开对羲、献的取法追摹，即使赵构作品中被认为是用黄体或采米字者，亦未尝游离羲、献之精神面貌。可以这样说，赵构一生之作，以“二王”为根柢、为基调，其用黄、米者乃是中间的两段前奏。而在绍兴中后期陆续有过的学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杨凝式等，也不过是他走向“出入二王”终极目标的一座“桥梁”。

标志着赵构书法脱离米芾面目而转向“二王”的作品，历来公认是他书于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的《赐岳飞批劄卷》。如果说绍兴七年《赐岳飞手敕》还有着鲜明的米芾书风，那么《赐岳飞批劄卷》的流丽已经昭示着赵构个人书法风格初见端倪。

南宋《御书石经》，又名《南宋太学石经》，无疑是赵构书法中最为人知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法工程。作为帝王，亲自书写数十万字的《石经》，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它多以温润圆和的小楷书成，笔意出入“二王”之间，但体势丰腴和畅，已是颇有所得；兼有章草之作，也能上溯汉魏之源。

然而，后代关于《御书石经》的论述中，有四点还是为一般人所忽视：其一是，它非赵构一时一地之作；其二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吴皇后代笔；其三是，当年赵构所书刊石者决非仅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孝经》“六经”，还应该包括《论语》《孟子》《史记·列传》等。至于哪一部分是吴皇后代笔，前人已说是“世莫辨之”，今天可能更难考索。大体可以认为，凡间杂行草笔意者，必出赵构亲笔。

赵构绍兴年间的大量作品均为靠近魏晋气息的小楷，其笔法精神受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和曾藏绍兴内府的晋人绢本墨迹《曹娥诔辞》等影响特别大。绍兴十年十一兴内府的晋人绢本墨迹《曹娥诔辞》等影响特别大。正是出于对楷书的重视和对钟、王小楷的倾心爱慕，以及大量地抄写了经史著作，赵构终于在绍兴中后期形成了自己的小楷风貌。

此后，赵构虽然有较长的时间继续他的“写经”式创作和“书扇”式抒情，但是身为帝王的赵构终归还是需要勤政的。因此，这一阶段，赵构主要还是以诸种“书法”样式作为他“宣示”宰执、奖赐朝士等教化活动的载体。这样，无形中也使得他还没有更多的机会在行草书这一难度更高的创作上去完成“自成一家”的风貌，这一点从赵构书于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的《徽宗文集序卷》就不难看出。

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八月，禁中“损斋”成，高宗于复古殿亲作《损斋记》，并亲书题榜“损斋”二大字。自是，高宗屏去声色玩好，置经史古书于损斋，朝夕燕坐。在此展玩内府珍藏，屡次与群臣论书，创作书法作品。损斋成了他在位期间最后几年的翰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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