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雄：国学、儒学与经学

作者简介：赵伯雄（１９４７—），南开大学教授，学术兴趣集中在古史、经学史及历史文献的考证研究方面。

一　国学到底是什么

“国学”自从在中国大陆上重新被人说起、被人提倡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议，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都包括哪些内容，国学的定义是什么，该不该设置国学这个学科，诸如此类的争论不绝于耳。我在这里为什么说“重新”被人提起呢，这是因为１９４９年以前，“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流行，而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词就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学”才又有了复活的迹象。１９４９年以前在高校里，在学术界，国学这个词虽然常见，但那个时候人们对国学所下的定义也不一致，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钱穆、陈独秀、成仿吾、朱自清等等名人，都曾给国学下过定义或者有过一番议论，这些定义和议论也是很有分歧，并不都是一样的。不过尽管说法很多，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有着比较一致的理解，只要看一看那时以“国学”或者“国粹”等为名的刊物都登些什么样的文章，看一看号称国学的著作的研究内容，就知道什么是国学了。一般说来，那时人们所说的国学，大多是指中国旧有的学问，经史之学，诸子之学，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之学，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古典文学，以及传统的星占卜筮、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等学问。或者可以说，古书经、史、子、集四部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这就是那时人们对国学的普遍的看法。拿这个标准来看今天的各种学术刊物，比较最接近于国学的，应该说是《文史》。台湾地区则是《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所以比较起来，章太炎对国学的理解，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与旧时多数人对国学的理解相契合。看来国学的内容或曰研究对象其实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传统的中国学问，经、史、子、集诸种学问。所以准确地说来，国学是中国旧有的学术，或者说是中国的旧学，它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甚至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旧时以征实的考证式研究为主）。

但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学被重新提起之后，人们对国学的理解却出现了巨大的歧异。也许是因为弃用这个名词时间过久了吧，很多人已不知国学为何物，往往做一些想当然的解释，产生了一些对国学的误解，我以为亟待纠正。

首先我要强调，不能把“国学”理解为一种成体系的理论或者思想，国学不是一种“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信仰，它只是中国旧有的学术，研究国学，是指研治那些中国旧有的典籍、历史、语言、文字等等东西。有的人一提国学，就以为是指儒、释、道，或者再加上先秦诸子，这就把国学意识形态化了，是非常片面的。儒、释、道等等固然可以算是国学的研究内容，但也只是国学研究范围中的一个部分而已，中国的旧学中包括有对儒释道、先秦诸子等意识形态的研究，但不能说国学就是这些研究对象本身。有人以为提倡国学了，就是要用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来改造社会，治理国家，张口就是“天人合一”，闭口就是“和而不同”，那是很不恰当的。

依我看，国学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在很多时候主要表现为一种修养，一种学术功底。在学术圈子内，我们常常听说某人的国学功底深厚，某人的国学素养极佳，意思无非是说此人古文底子好，古书读得多，对古典文献、历史典故之类的东西很熟悉，并不是指他信奉、坚守儒家的或者道家的或者什么家的思想，这与他的信仰无关，可见国学并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

国学也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它只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有人说国学包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蒙学读物、衣冠文物、礼仪习俗、书法绘画……都是国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传统文化”是个很大的概念，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要比“国学”涉及的面广阔得多。不过国学确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骨干部分。在我看来，国学是传统文化中比较高端的一个部分，是不适宜普及的，也不大可能会普及，它始终只是少数学者研治的东西，是象牙之塔里面的东西。有些文化知识是可以谈普及的，但学术则很难谈普及。而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这种高端的学术研究又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总会有少数人埋首于故纸堆中，从事这种高端的学术研究。国学跟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正相关，提倡国学，为国学争一席之地，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大有好处。

二　儒学与国学有质的不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体。于是有学者说，儒学是国学的主流。我想对这种说法做一点修正，这种说法似乎还是把国学限定在意识形态方面了，我要强调的是，儒学或者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国学并不是儒学或者儒家思想本身。旧时人们研治国学，经史之学是其中最为基本的东西，这“经”自然指的是儒家的经典。不过，经史子集嘛，经只是四部之一。比方说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诗词歌赋，无疑也都是标准的国学，但那些都不属于儒学。有的人由于不喜欢儒学，于是迁怒于国学，对提倡国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其实搞清楚国学与儒学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恐怕就不会对国学这样反感了。

儒学与国学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儒学是一种成体系的思想、学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主义”，甚至成了某些人的信仰，它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小到个人的道德操守，大到治理国家、经世济民，也就是从修身、齐家乃至于治国平天下，儒学无所不在地发挥着教化与指导的功能，而国学则没有这样的功能。两千多年来，儒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至为深远。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应该对孔子的思想、学说做全新的更为深入的剖析和探讨，看看有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必须抛弃。在这个问题上，学者间的主张也不一致。有的人极力赞美儒学，把儒学看作是救世的良方，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有的人由于厌恶专制政治，而全面否定儒学，把儒学说成是完全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这种看法也有可商。其实只要深入地研究下去，你会发现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当然，儒学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文无力做全面的阐述，但大致说来，儒学服务于专制政治不假，但绝不主张极端专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经典中此类的精彩议论，今天的人们耳熟能详。所以即便是儒学里的政治思想，也不必全盘否定，其中也有可以吸取的地方。但在今天，还是要对儒学里的政治思想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毕竟它所对应的专制政体与今天的社会及价值观有着过远的距离。清末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也还有人提出类似的主张，但依我看，至少在政治方面是绝不能提倡“中学”为体的。眼前放着更好的、更先进的思想、体制，我们何必从古典里去挖掘呢？

如果我们跳出政治领域之外，情形就不同了。孔子的思想包罗甚广，在道德、人格修养、思想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多好的东西。现在提倡国学的人，很多都是着眼于道德上，着眼于传统的价值观上，试图用传统道德来纠正世风。这用意是很好的，也应该是一条正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大多体现在儒家的经典里，例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礼义廉耻，诚信，等等。如何批判地继承，如何加以改造，可以讨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曾有过一次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但那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讨论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可以部分弥补信仰之不足，把这些都统统批倒，那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很可怕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了。说孔子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这确是事实；但其实也应该看到，孔子这个人，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他其实是中国人之民族性的产物，也就是说，像儒学这种东西，也只能产生在中国的土壤。所以我们想躲也躲不过的。不管我们怎么骂儒家，我们的血液里也是有儒家思想的因子的。现代人比古人高明的地方，就是有自觉性，因为我们的见识多了，跟别人来往多了，有可能进行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知道孰优孰劣了。对于传统儒学中优秀的东西，我们要继承、发扬，而对于那些劣质的、不如别人的地方，我们就要自觉地抛弃。另外，有的东西，恐怕也很难说优劣，也许只是侧重点不同。比方说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类似的话，我想很可能只有中国人才这样说。这就是我们骨子里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判断人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就会使用这样的标准。其他民族的人们，自然也会有他们各自的标准。像这种东西，无所谓优劣，不妨互相借鉴、互相吸收。而重要的，则是做清醒的判断，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过时了，该丢掉了，哪些还应该大力发扬，哪些还可以加以改造。其实这也正是今天研究国学者的一个任务。往大里说，也可以说是国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１９４９年以后，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大起大落，时而被捧上了天，时而被踩在脚下。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近些年来，一些人对儒学的推崇和提倡，却可以看出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要用儒学来与西方的理论、思想、价值观相抗衡。这是最值得警惕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界渐趋多元化，许多人看到现在的社会出了不少问题，信仰的，道德的，精神归属的，价值取向的，制度层面的，规则层面的，秩序的，等等，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救治的良方。西化既然行不通，于是转而求之于古代，竟然发现传统的东西里有颇多可取之处，于是大家就提倡，你说我也说，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这是不少人提倡所谓“国学”的真实动机。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不值得提倡，而是说我们应克服盲目性，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放下身段来学习世界各民族先进的东西（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儒家的思想和学说，是完全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是服务于君主制度的，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文明社会扞格不入，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　经学与儒学之异同

还有一门学问，叫作“经学”，最近十几年来也渐渐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在封建社会，经学是一门很“高大上”的学问，因为经典被人们奉为神圣之物，是人们的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经学当然被人重视。那时学者都以治经为正业，像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学者赵翼，他所著《廿二史札记》堪称名山之业，在自序里，他说自己“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只能治史。这虽系谦辞，却也反映了在当时经学地位的崇高。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伴生的科举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学术体系逐渐形成，经学也就渐趋没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在２０世纪的早期还不断有学者主张“读经”，但那毕竟是一种过时的声音，不久就被淹没在滚滚前进的历史洪流之中了。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君主制度灭亡，与君主制度相适应的理论大厦也跟着轰然倒塌。在全新的学校制度以及学术体系之中，已经没有了经学的位置。１９４９年以后，经学作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是被彻底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有哪个学者敢说自己是研究经学的了。一般的说法是，“五四”以后，经学已经死亡，今天只研究“经学史”就足够了，不必再研究“经学”。这种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配着学人的思想，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改变。经学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流学术，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影响极为深远，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道德情操、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经学固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又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经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学问。毫无疑问，经学以经典为核心，同时也包括围绕经典而产生的对经典所做的解释、发挥、考订、改编等种种学问。经学的内容所包极广，几乎囊括了古代中国的各门类学术。天文、地理、社会、人生、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史学、文字、训诂、风俗、礼制，甚至鸟兽草木虫鱼等等，都在其中。例如《春秋》学，其中固然包括有旧时人们所说的种种经义，也有在今日看来属于历史学、政治学、文献学、语言学甚至古天文学等领域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笼统地说经学已经死亡，并不十分准确。我们只能说经学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已不再担负指导人们政治行为的任务，已不再是人们必须对之顶礼膜拜的最高准则和教条。经学本身的综合性不容我们轻易地将其抛弃。而且，就算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学已成为历史陈迹，陈迹也有陈迹的价值，陈迹就不值得研究吗？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哪一个不是陈迹？活生生的动物、植物固然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死去的动植物的遗骸，甚至它们的化石也都有研究的价值。何况传统的经学，其中也许还有若干在现代社会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东西，正待我们去深入发掘。所以，经学研究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所谓经学与经学史，有时是很难严格分开的。例如我们考察《周易》的象数之学，你说是做经学史当然不错，但说是研究经学问题也未尝不可。这就好像古典文学之与文学史，同样是研究楚辞，研究杜诗，我们可以说是研究文学史，未尝不可以说是研究古典文学，这两者有时并不是很容易分别清楚的。所以只承认“经学史”值得研究，而不赞成研究“经学”，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儒学与经学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有许多相互交叉的内容，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词甚至可以互换。不过两者也有一些区别。“儒学”涵盖的面似乎比“经学”要宽一些，经典确立之前，可以说有儒学，而很难说有经学；而且像“孟荀比较”之类的课题，可以说是属于儒学的范围，却不能算是经学。另外“儒学”似乎更侧重于形而上，例如分析“仁礼一体”，讨论儒家的天道观等等，多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故研究儒学的人，以哲学、思想史方面的学者为多；而经学则似乎更侧重于经典，对经典的训解、阐发、整理、考证，除了形而上的方面，也做形而下的研究。再有，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儒学”这个概念似乎更中性一些，而“经学”则信仰的意味更浓。所以现在号称自己研究儒学的人很多，而自称做经学研究的则比较少。

这样看来，将“经学”纳入今人学术研究的视野，是完全适宜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去研究，抱着什么态度去研究。有学者指出，经学的内容分为两个层面，学术的与信仰的。我想经学的研究也是这样。古人对经学的研究，固然有不少是属于“学术的研究”，但不可否认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信仰的研究”。那么什么是信仰的研究呢？拿《尚书》学来说，把《大禹谟》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成是“虞廷十六字”，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的圣人心法，这就应该算是信仰的研究；而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则显然是学术的研究。又例如《春秋》学，探求《春秋》为什么能使“乱臣贼子惧”，“春王正月”四个字里蕴含着什么大义，这一类的问题，恐怕就应该算是信仰的研究；而考订《春秋》中的历法，则是学术的研究。古人将经典视为圭臬绳范，自觉地用经典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所以他们对经典的钻研，很容易带有信仰的意味。今天的我们，早已摆脱了封建正统思想的桎梏，我们不盲目崇拜所谓的先圣先贤，我们也不把经典看得多么神秘，我们只是把经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审视。对于我们来说，古人的“治经”，不管是学术的还是信仰的，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就算“春王正月”四个字中的大义对于今人已无任何意义，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人思想的脉络，看出古人的思维方法，看出不同时代的古人是如何利用现成的经典为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服务的，而这些对于认识我们自己并非毫无意义。因此，经学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研究的一个领域，只不过我们今日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学术层面的研究，而无须再做信仰的研究了。

四　我们应该怎样做

以上我对国学、儒学、经学这三个概念做了一些辨析，主要是想使人们对当前的“国学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想提两点看法，供各位参考。

第一，是要保持警惕。

正是因为提倡国学的人想法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对国学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议论很多、很杂，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我觉得现在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人借提倡国学，来抵御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我们提倡国学，并不是要用国学去对抗其他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和学术。说得更明白些，不是要拿“国学”来和“西学”抗衡。中西学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在今日的中国，更宜提倡兼收并蓄。当然，收蓄的前提，是要懂得取舍。前面说过，国学不等于儒学，但与儒学关系很深。对于儒学，我们一定要加以分析，哪些确实是好的东西，哪些是糟粕，一定要区别对待。像政治上的专制思想，与今日中国之社会完全不相容，就应该摒弃。历代明君贤相的治国安邦之策，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是少讲一些为好。今天我们研究国学，提倡国学，是因为以前国学被忽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学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压和轻视，以致目前国民的整体国学素养已甚为低下，现在是给国学以应有地位的时候了。但不管怎么说，不要让国学负载太多的东西，不要指望用国学来治国平天下，因为国学只是一种旧有的学术，它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第二，大学的文科学生特别要打好国学功底。

前面说过，国学属于高端学术，很难在一般民众当中普及，但在大学里却不一样。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特别是文科的大学生、研究生，国学基础知识缺乏，国学素养亟待提高。举例来说，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缺乏汉字的基本知识，对许多单个汉字，只知其现代用法，不明古义、本义，不知汉字之流变，甚至不识繁体字，这样怎么能读懂古书？许多同学喜欢古典诗词，却缺乏这方面的常识，以为只要四句就是绝句，八句就是律诗，却不知什么是平仄，什么是对仗，什么是用典，不知古今声韵的区别，也就不明白古诗如何押韵。你们看看现在报刊上发表的所谓旧体诗，有几首勉强合乎格律？有同学写文章喜欢用些文言的词语、句法，这本不是坏事，但往往是一“转（读ｚｈｕａｉ，上声）文”就出错。学位论文里常出现对古文献的理解错误，有的甚至把意思完全说反了。给引证的古文胡乱添加标点，造成断句错误，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人根据《尚书》谈论古代思想，却全然不顾（或者根本不知道）清代学者的辨伪成果。如此种种，都是国学功底欠缺的表现。其实这也不光是学生的问题，教师的情况也不乐观。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学在长时间里受到打压和轻视，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断层。做中国学问，可贵的是要有新思想、新方法、新材料，同时还要有旧学的功底，像我的老师辈，他们是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接受的大学教育，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做中国学问，就显得游刃有余，成就也就大。而今天的大学文科学生，新思想、新方法有余，而国学的功底则显得不足，这样就限制了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我很赞成“振兴国学”的口号，特别是在大学的文科学生中，加强国学教育，提高国学素养，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我劝同学们踏踏实实地读点古书，国学都在古书里。研究国学，说得极端一点，就是研治古书。不过现在劝人读古书，比任何时候都难，社会的浮躁，信息传播的便捷，外界诱惑的多种多样，已经使臀下的冷板凳越来越难安置了。尽管如此，我想，该说还是要说，中国文化的前途毕竟是在青年人身上。当然，大学生的国学素养缺乏，根子还在中小学教育。所以依我的浅见，应该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教材中的国学基本知识的比例。只是人微言轻，这已经接近于废话了。

总之，用不着搞什么国学的普及；使我们的国民对国学有充分的尊重（实际上是对祖先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有研究的空间，让一小部分学者能够做潜心的研究（不受政治形势与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干扰），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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