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岳美中

112 人参与  2023年11月24日 21:06  分类 : 国学大师_国学经典_国学教育_国学经典名句  评论

《一》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十初度》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为备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序庠频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慈亲在,六十该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面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郑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转移风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应,转而想从古书文中找出路。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

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冶。”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

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磨;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躁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予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

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病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道情歌》数首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参禅,不学仙;觅奇方,烧妙丹.

针砭到处症瘕散,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山中采药云为伴。

莫讥我巫医小道,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

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的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躲避,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间,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

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苦自苦矣,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

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

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他无从进行。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员。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

《二》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入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可依托,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

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尽是药石之力。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

苦闷彷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重于研讨原著,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疾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

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着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究竟是侧重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

一九五0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它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规矩可循,走到相对主义。

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地演进变化的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綮。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之何晚也。我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了这种感慨和决心:

于今才晓作医艰,敢道壶中日月宽。

研古渐深方悟细,临床愈久始知难。

星槎不惮一身老,雪案浑忘五夜寒。

假我数年非望寿,欲期补拙在衰残。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结合临床、科研与教学任务,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对肾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与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因学力不足和环境的耽阻,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

如何学习和掌握祖国医学这门科学,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还总结研究得不够。我个人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淡,能说的大半是走过弯路后的一些感触。

  • 读书宁涩勿滑 临证宁拙勿巧

学医离不开读书,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著作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一句句一字字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地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生义的简单办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间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作今义的“稠则为痰,淡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积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著作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本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像童时读的《论语》、《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今仍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读医书,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比如说,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专题摘要积累,读书时留意于此,随时摘抄记录,并部别类居,主要的加以标志,散漫的贯以条理,怀疑的打上问号,领悟的作出分析,大胆地附以已见。日积月累,对日后的研究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临证宁拙勿巧。对症状要做“病”与“症”的综合分析,寻求疾病的本质,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热虚实,立方遣药,要讲求主次配伍,加减进退,不可用套方套药取巧应付。遇到大病复杂症,更要格外细密,务期丝丝入扣,恰合病机。既要有临证时的分析,还要做事后的总结。数年来,我自己无论在哪里应诊,坚持每诊必做记录,半月做一次阶段性的检讨,找出需要总结的经验,发现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问题,提高疗效。

  • 自视当知其短 从师必得其长

我学医,主要是自学,但决不是说,自学不需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请教师友。因而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

一九三五年,我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我看病教徒,诸务虽繁,但对所学课业必认真完成,寄去请教。记得我写过一篇《述学》的课卷,陆渊雷先生曾加了鼓励的按语,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这段函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对我这样一个自学出身的人来说,感到十分宝贵。

一般地说,一个人从师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之人却随时都有。只要虚心汲取,他人之长,皆可为攻错之石。我在中医研究院和蒲辅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临证、执教的过程中,有时见到他们的得意之笔,恰是自己薄弱之处,从中比对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如,早年我用玉屏风散治“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效,往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却是小量长服,疗效颇好。我思索这里的原因,加深了对慢性病的转化要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方”还需能“守”这个道理的认识。

从师是为了求学问,在学问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架子。我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大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证。年事已高,秘未传人。为防绝技失传,我和王国三等几个同道以弟子礼前去执贽受学。每至巳夜,即趋集灯前,问难请业,无间风雨,袒臂跣足,按桥量度,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当时我虽年过五旬,不无劳顿之感,而其中授受之乐,也确有非可言喻者。

  • 读书多些有益于专 知识博些源头更活

我习医以后,半是积习,半是追求,研读文史和爱好旧诗词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习医之余,喜读《二十四史》,对六经、诸子、宋明学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都做过一些涉猎。兴之所至,还习作了一千多首诗词。我常以占用了一些业余时间为惜,但回顾起来,由这种爱好中得来的一定的文史知识和修养,对中医的学习和长进,也并非全无益处。

第一,中医经典是古文字,和现代白话距离较大。又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难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识,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读懂了,也难于读深。理解上,或浮于约略,或止于沿演,可以逐浪而难能探源;临床上,则易于套对而难能用活。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识不可。我自己对《伤寒论》等经典的文字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篇《<伤寒论文字考>补正》,就很借力于早年积累的一点古文和“小学”的知识。

第二,文史的书籍和古诗文中,掩藏着丰富的医学资料。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却常可补某些医学著作之不足,亦属珍贵。读书时随手积累,需要时即可驱遣使用。我在整理中医麻风病学,写作《中国麻风病学汇编》时,就从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第三,中医学是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这个土壤中生发出来,是整个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它的形成和发展,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由当时时代所产生的医学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讲,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养到功深,是可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的。不待说,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知识,应当有目的,有选择,要适当,要因人制宜。全无目的,漫无边际的读书,也不足取。

  • 勤能补拙恒斯效 俭可养廉贞自清

有时青年问及学问之道,我常说,论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几十年来,如果说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而能承乏医务,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恒”。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病人,医术好些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术差些粗些,随时可以误人、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一个医生,如果不刻苦学习,医术上甘于粗疏,就是对病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当然,就是勤奋学习,也不等于就能万全地解决疾病。但无怠于学,至少可以无愧于心。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读书习医的一点认识。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顾治医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颜;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奋读书未从松懈这一点。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子时。

六十岁以后,医责益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①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时作时辍。②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计划。要有始有终地完成一种计划后,再做另一种。“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③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规律;只涉藩篱,不求堂奥。入细,还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主力,也不能理细症。④戒玩嬉。此后,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⑤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探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现在检查起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它都尽力遵守了。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代中医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命运是幸福的,毕竟也是坎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亲见了中医界的同道们,在旧社会的贫苦中自处,与反动派的压迫作抗争,对偏见者的歧视不动摇,在存亡、兴衰的磨难中迎来了国家的解放,为民族保存、继承、丰富了中医学这份珍贵遗产。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我仅是同辈先进的一个追随者。蹉跎时月,如今也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了。

向前展望下几代中医,他们将处于社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昌兴的时期,只要他们勤奋而能够持久,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中医事业在他们的手里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医学必将以更绚丽的身姿,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顾后瞻前,寄希望于未来。

《终》

作者:岳美中(1900~1982),医者。
本文摘自《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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