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乾：张居正尸骨未寒之时，张四维为何发起“倒张运动”？

作者简介：林乾，善品堂国学院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清史及曾国藩研究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张居正改革的得与失、胡雪岩的成与败、雍正十三年等。

张居正撒手人寰之前，或许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生命会因为痔疮定格在五十八岁那个炎热的夏季。否则，以他的大智慧和柄国权力，绝不会在临终前一天才匆匆安排潘晟、余有丁二位进入内阁。潘晟是冯保的师傅，当时张居正已人事不省，在冯保的强力推荐下，完全不能自主的张居正将潘晟等人的名字写入名单，密封呈交万历帝，又在冯保的安排下，潘晟在内阁的位置竟排在申时行之上，位列次辅。这位在仕途上屡起屡扑的嘉靖二十四年一甲榜眼，两年前以礼部尚书致仕而归，此番召入内阁，因其冯保老师的这一特殊身份，对张四维、申时行都构成威胁，张四维揣知申时行不愿屈居潘晟之下，二人合力，讽言官攻讦不已，致使潘晟上任途中，转踔以新衔致仕回乡，他也成为大明历史上没有到任的内阁大臣。

张家哀愁皇家喜。当张居正魂归故里，在曾乡居其间的乐志园落葬时，皇宫里却一派喜庆。八月十一日，恭妃王氏为万历帝生下皇长子。此事成为政局转变的枢机，而率先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居正一手提携、生前倚重的新晋首辅张四维，他不但一反张居正生前以严绳治天下的政策总基调，而且动用他的门生故旧，掀起反张的第一波浪潮。张四维去世后，继任首辅申时行在为他写的神道碑中，历数这一过程，大意说，自江陵柄国，一切以刑名法律痛绳天下。他对官员的整饬，严急而苛刻，人们希望尽早结束这种状况，如同饥饿的人渴望饮食一样。张居正去世伊始，他的亲信以及所用的人仍然在各部院担任要职，并与冯保等宦官互为表里，墨守其生前所定的遗法，内阁所提议的事情多龃龉不能实行。张四维平时对此深感忧虑，对申时行说：

“此难以显争，而可默夺。今海内厌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宽大从事，而吾辈无深求刻责，宜可以少安人心。”会皇嗣诞生，而公喜可知也，曰：“时不可失”，乃手书劝上，宜以大庆施惠天下，省督责，缓征徭，举遗逸，恤灾眚，以养国家元气，而出诸司所拟宽条，属余损益，凡数十事以进。上欣然命行之。

中丞是指巡抚，直指指巡按御史等官。明朝巡抚、巡按称“两院”，属于地方最高行政、监察官员。

张居正一手栽植张四维，万历四年刘台参劾张居正时，甚至说张居正拉张四维入阁，是为有朝一日为年迈的父母服丧后，借助张四维东山再起。张居正如此看重的人物，何以在他尸骨未寒之时，就发动倒张行动？莫非二人结有深怨大仇？

巩固来之不易的首辅权位，是张四维的首要考虑。他深知张居正生前结怨上下，作为多年随元辅办事的次辅，如果不立即与张居正划清界限，来个全面脱钩，朝野上下就会把对张居正的怨愤和不满，倾泻到他的身上，届时他就会成为众人攻讦的对象。特别是他察觉到，已成年的万历帝早已对张居正心生厌烦，于是想借此大收人心，而此时又有绝佳机会，即皇长子出生，按照惯例要颁诏天下，张四维于是上疏说：“皇上临御十年，纲纪修明，中外奉法，仓库充盈，四夷宾服，足称治安。但近岁以来，灾异屡见，今年南北各处奏报水旱甚多，兼以文武各官不知朝廷励精本意，往往务为促急烦碎，以致征敛无艺，禁令乖迕，使此治平之世，民不安业，中外嗷嗷，失其乐土之心，有可隐忧。……宜乘此大庆，明降德音，蠲荡烦苛，弘敷惠泽，使四海万国，翕然佩戴皇仁，鼓舞欣畅，此固结人心，培延国脉之一大端也。”这正中万历帝之怀，他回答说：“朕意正如此，依拟开具来行。”自此，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毁张居正时事不已。

随即颁布的由申时行起草的三十三款恩诏，有些条款虽属于例行内容，但整体政策基调全面从宽，包括张居正生前想“一了百当”的清丈田亩大政。

张四维出身大商人家庭，他的仕途也因不时馈送朝中有力人物，屡受弹劾。他与高拱、张居正都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而因舅父王崇古，与高拱的关系更近一些。赵贞吉解职后，高拱一度想拉他入阁，因有人反对而未果。隆庆五年十月，他以吏部侍郎被参乞休，回籍途中，给张居正寄书二种，并讲了很多心里话，张居正触事感怀，不觉慨然兴叹，念知己远去，不能相从晤谈。他告诉张四维，将重新考虑他的任职，拟明年秋季起用，随后觉得既然是奉特旨召用，为皇太子出阁充侍班官，劝张四维立即赴命，不要犹豫。隆庆六年二月，解职仅三月有余的张四维重新回到朝中。张四维如此快速复出，肯定得到了张居正的极力斡旋。而此时高拱、张居正的争斗近乎摊牌，张四维作为二人的知交，在其中也曾极力斡旋、调解。不久，张居正授意曹大埜弹劾高拱，其中有张四维馈送八百金，出任东宫侍班官的条款。高拱辩解说，此项任命与张四维资望相应，是他与张居正二人共推，说张四维馈送八百金是何人所见？又何以不明言指证？因为这件事，张四维对张居正心存不满，但他隐忍不发。

张四维除岁时馈送张居正外，还与万历帝的外祖父，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攀附山西老乡，结为奥援。又暗中与冯保交结，张居正发现后，斥责不已。

万历三年三月，经张居正引荐，张四维入阁参赞机务。但当时张居正以柄国宰相自居，政事一决于己，对同僚无所推让。加之张四维为文一无生气，味同嚼蜡，起草的文件张居正多不满意。吕调阳致仕后，他虽居次辅之位，但对张居正恭谨有加，一切政事不敢可否。

张四维自称受知居正，跟随二十余年，何以在张居正尸骨未寒之际，就迫不及待一反张居正所为，并蛊惑万历帝，称此举是“固结人心，培延国脉之一大端”，由此引发政策的大翻覆，进而成为推倒张居正这块“神幡”，而致其承受沉家灭族之祸的引线？

这样的疑问自张居正被抄家破族的“甲申之祸”，就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因为这并非个人恩怨，而关系天下是非。亲身承受这场灾难的张居正之子张懋修等，在为其父整理编辑《张文忠公集》时，也写有《先公致祸之由敬述》一文。清朝的顺治皇帝反驳木陈和尚对张居正“揽权”的指责，说：“彼时主少国疑，使居正不乾纲独握，则道傍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矣。”

在张居正的老家有个宋学洙，他是荆州城东宋家场人，入清后于顺治四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改任吏部官，分管河南科举。后回乡侍奉年高的母亲。地方官常上门向他请教兴革大政。退养期间，他详尽考察、研究张居正招祸的原因，写有《张文忠公遗事》长文。或为避嫌，康熙《荆州府志》以及后来的乾隆《县志》虽然都收录了此文，但删去“尤有疑于张凤盘（张四维构陷）”一节。后来重纂府志，编纂者从宋学洙后裔时伟家保存的家藏本抄录此段，予以增补，并加按语说：“考《明史》，（张）四维为政，与公（张居正）所荐王篆、曾省吾等交恶，而礼部君血书，亦有‘告知蒲州相公’云云，是身后之祸，其为凤盤下石无疑。”编纂者所说的“礼部君血书”，是指张居正长子礼部仪制司主事张敬修被逼而死前写的血书。

宋学洙的结论最值得重视：

确然见造冰者，外戚也；换日者，中官也；闪烁其间者，凤盤二三公；彼呶呶者，只鹰犬耳。故两宫圣母，不闻传矜宥之旨，神宗宿三十七年之怨，非惟新郑无此党，缙绅宁有此力量哉！

“造冰”是古代丧礼，指自仲春至秋凉间，贵族去世后要择时下葬，为保存尸体，用冰盘来冷却，置尸体于床下。张居正去世于六月，这里是指张居正尸骨未寒而翻覆，因张居正生前对外戚裁抑过甚，被秋后算账。所谓“换日”，是指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由信任变为恼羞成怒，是因宦官在其中的作用。而当这两种力量的魔爪伸向去世后的张居正时，以张四维为首辅的内阁，并未主持公道，而是闪烁其间，致使事态任由发展。至于对张居正身后进行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的人们，都是被利用的鹰犬。

李太后于万历四十二年去世。张居正生前，李太后对其信任既专且笃，待张居正母亲宛如家人。而在张居正去世后长达两三年的“追罪”过程中，太后仿佛从人间蒸发一样。而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怨恨直到三十七年后驾崩，被带进棺木中，也没有释怀。

康熙《荆州府志》所删的张四维构陷一节，说的是张居正归葬期间，在朝廷主持内阁事务的张四维，对辽东边镇发生的杀降冒功之事，即所谓的“长定堡大捷”，不经核实就仓促告太庙、重奖“有功”，后被揭出，张居正力主追责，致使张四维记恨在心。

那是万历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万历帝得到来自辽东提塘官的军情报捷，说辽东镇取得斩杀四百多级的大捷。因大婚典礼刚刚举行，万历帝兴奋得一夜未眠，次日早晨，他向母亲奏闻，李太后也异常高兴。万历帝当即谕内阁，说：“昨见辽东塘报大捷，比前次更多，朕心深喜。今早奏闻圣母，欢悦殊甚。诚如圣母前谕，元辅平日加意运筹，卿等同心协赞所致。”命兵部议功疏上时，抄录一份，封在谕旨内，着兵部马上差人星夜前去与张先生看，将一应叙录比前再加优厚。即重奖规格要高于刚刚过去的二月劈山大捷。

明朝赏军功规定，以首功定赏格，凡官及军有功，查勘明白，造册到部，当升赏者，各照立功地方则例，具奏升赏，以擒获北虏为首，辽东女真次之。

此时内阁次辅吕调阳患病，一直在乞休。实际主持内阁票拟的是张四维。他奏称“功绩委实奇特”。但对万历帝所降谕旨，传示首辅张居正于家乡数千里之外拟旨的做法，他并不赞同，说：兵部疏请录功疏，必须等待辽东镇奏报之日方可题复，如果等部疏复后，再将题复抄录，封在皇帝所降谕旨内，再差人传示首辅，往返五千余里，未免部疏留中时间过长，为此请把辽东镇塘报封置在谕旨内，当日马上差人，星驰南去，按时间计算，辽东镇疏报必查核详确，方敢具奏，亦须等待十天以上，届时居正恭阅皇上谕旨后的回奏，将与辽东镇疏报，先后抵京，兵部疏入，即可依所拟奏，钦定施行，庶于事体便宜。万历帝采纳了张四维的意见。

这里有两大疑点：一是张四维等内阁大臣何以对一眼就能看出疑点甚多的“大捷”毫无察觉？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判断力，还是明知有疑也不捅破，而要按照兴致正高的皇帝所传谕旨来办？二是为什么违背议功程序，要张居正按照谕旨先行票拟，而后再依据辽东镇奏报——兵部题复程序——进行优奖？是单纯的“快捷”，还是给张居正挖陷阱？

四月十一日，张居正在家乡荆州将父亲入土为安后数日，接到兵部差官赉送谕旨及封置在内的塘报，当即觉得此次“大捷”不实，立即复信兵部尚书方逢时，明确提出要对此详细核实。他开篇即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皇上谕旨询问，我将具奏的情况已呈送，但细观塘报，有“鞑靼得罪土蛮，欲过河东住牧”等语，虽然鞑靼的话未必完全可信，但据塘报，他们既然拥有七八百骑，又是诈谋入犯，必有准备，而我军一出，即望风而逃，骈首就戮，未见有任何反抗，而且所缴获的牛羊等物，大多都是住牧的家当，与入犯情形不同。此中情状，大有可疑。或许是真诚投奔而来，边将怀疑他们有诈，不加详审，于是将其歼杀。现在圣谕要特加重奖，固然难以中止，但功罪赏罚，劝惩所系，万一所俘获的并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赏，将开边将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所关非细。并且，李成梁历次被奖，已不为薄，过去边将以功荫子未有世袭的，而他每荫子必世袭，又皆三品以上大官，现在如果再欲加厚，唯有封爵了。祖宗旧例，武臣必身临行阵，斩将拔旗，以功中率乃得封爵。今据所报，李成梁未尝领兵当敌，如过去在平虏堡打败土蛮、擒获建州王杲那样。而过去那样的大战功只是赏荫子，这次却封爵，厚薄也与实绩不相匹配。我柄国十年，措划该镇，颇殚心力，现在内心实有不安，故不敢不把疑虑向你讲出。希望方公虚心再审，务求至当，以服人心。

张居正同时又致信蓟辽总督梁梦龙、辽东巡抚周咏，请他们核查。

因张居正怀疑“大捷”是杀降冒功，而皇上的谕旨又非常明确，他不能抗旨。遂在《奉谕拟辽东赏功疏》中，留下为日后“翻案”的活话，说：“圣谕欲加厚赏，诚不为过。虽其中有投降一节，臣未见该镇核勘详悉，第据塘报所称，如总兵李成梁素称忠勇，屡立奇勋。前次劈山之捷，该部议加封爵，臣欲留此殊典以待后功，故未敢拟。”建议加封李成梁非世袭的流爵，总兵陶承喾，副使翟绣裳，总督梁梦龙，巡抚周咏，兵部尚书方逢时，侍郎曾省吾、郜光先等，各应奖升有差。他并称，内阁诸臣也应遵圣谕奖叙，而他本人因不在任，辞免。

张居正在荆州接到皇帝谕旨的同一天，吕调阳第六次上疏乞休。稍早前数日，他因肺病复发，皇帝给假数日进行调理。此次奏称，痰火上涌，视听不审，看详章疏苦难，字过与人交谈，半未能省，举笔作字，每不成书。随后又于二十二日，第七次乞休。

至五月九日，总督梁梦龙、巡抚周咏、总兵官李成梁，上奏斩获土蛮共四百七十六级，万历帝御皇极门，鸿胪寺宣奏捷音。次日，录辽东镇斩获功赏，总兵李成梁袭荫一子，世袭本卫指挥佥事，游击陶承喾升署都督佥事，仍荫一子世袭本卫所百户，总督梁梦龙，荫一子入监读书，巡抚周咏升右副都御史，各赏银有差。仍发马价银一万两，差官给赏，尚书方逢时与先任巡抚张学颜赏银币有差。同一天，吕调阳以内阁封进本章，近犹列其职名，他既未曾在直，亦涉虚冒，请求放还，或开俸调理，内阁一切本章免其署名。万历帝命其暂免署名，照常支俸。由此断定，此次录功吕调阳没有署名，而他急于与录功脱钩，或其知悉张四维背后的操作，不愿蹚这浑水。

十一日，万历帝御皇极门，百官以辽东大捷称贺。随即又是告太庙、告祖宗，接连的庆典不亦乐乎。七月初六，吕调阳乞休允准。

张居正是六月十五日回到京城的。此时木已成舟，“长定堡大捷”的所有功赏、庆典均已举行，但张居正一入京，就听到对此事的议论，人言啧啧，张居正更坚信杀降是实。其间，辽东巡按安九域查证实是妄杀，他不敢公开上疏，私下给张居正写信，征求处理意见。张居正在内阁要地十余年，柄国也已六七年之久，他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史书称张居正明鉴数千里外，如在眼前。他见安九域的私信与他密疏的分析一一符合，至此，所有疑虑、判断都经证实。他显出少有的气愤，指责他的学生总督梁梦龙和巡抚周咏：为何你们当事的诸位不慎审至如此地步？！现在赏赐已颁，固然难以重新讨论功罪，“但赏罚劝惩所系，乖谬如此，殊为可恨。谨录疏稿及安（九域）君书奉览，幸惟秘存”。

李成梁也很快得知部属杀降冒功的事，又知张居正一向赏罚分明，他想化解此事，给张居正送了一份厚礼。张居正拒绝后，怕退还的重礼有什么差池，还担心李成梁心生疑虑，感到张居正疏远他，于是烦请巡抚周咏与李成梁会面时，私下为他解释，就说我对李大帅奖拔提携，爱护有加，意固不为不厚，然以为国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报之心也。他诚以国士自待，唯当殚忠竭力以报国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礼文交际之间也。他不知我的意思，以为有所疏远，当作外人，烦请你把我的意思讲明，“以安其心，坚其志”。

张居正赤心以忧国家，小心调护诸将。李成梁出身铁岭将门世家，人到中年仍不显，其发迹有赖张居正慧眼识人。《明史》称，张居正用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镇守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爵，而继光守备完善，“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隆庆四年，李成梁在锦州以副总兵打败来犯的鞑靼辛爱部，一战成名，随即代理总兵之职，驻节广宁（辽宁锦州北镇），自此训练“李家军”。

辽海南面滨海，其东北方自长白山下至鸭绿江边，活跃着女真等族，西北则是强悍的蒙古族。俺答封贡后，明朝西北部边防得以巩固，而东北部面临蒙古插汉部的威胁，插汉号称有控弦之士六万，最为精壮，其首领土蛮又常挟兀良哈三部窥伺辽东。而建州女真对明朝威胁也很大。张居正致方逢时信中所说的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其骁勇善战，乃辽东劲敌。万历二年七月，李成梁大败王杲部，先后斩一千余级，王杲被擒获，监车送京，处以极刑。李成梁进左都督，予世荫。

张居正赋诗以纪其事：

长白山前昼传箭，鲜卑羯儿骑如电。

军书昨夜驰乐浪，天子登坛策飞将。

——《辽左奏捷》（节选）

次年十二月，蒙古泰宁部两万多人进犯平虏堡，李成梁血战劲敌，吐血口不能报战，歼敌二百多，明兵死伤也甚多。万历帝欲行处分，张居正说，过去“损军之法太严，故将领观望，不敢当虏，苟幸军完无损而已，今辽东军杀伤至四五百人，斯乃血战，臣以为宜宽论损折，以作敢战之心；而厚加恤录，以酬死事之苦”。万历帝御皇极门宣诏，加李成梁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正千户，赏银八十两。

李成梁出生入死，李家军威震辽东，其享乐也出分外，庭院十余里，编户鳞次栉比，姬妾有两千余人。朝野对他一直颇有微词。杀降之事出，张居正一直想找一个稳妥的办法处理。万历六年十二月，李成梁出塞二百余里，在东昌堡大败泰宁部，张居正顿时有了主意，他称赞李成梁这次出奇制胜，用孙膑走大梁之计，使得泰宁部狼狈而返，比此前长定堡奏捷杀降以邀功迥然有别。

万历七年初，兵科给事中光懋追论辽阳车营游击陶承喾，宜坐以杀降之罪。万历帝命巡按御史安九域勘明具奏。安九域面临极大压力。张居正致信给他，指示他只有依据事实分别“战功”真伪，以等待皇上裁断，量其虚实大小，作为处罚轻重。命他作速勘明。张居正还告诉安巡按，此事说到底，李帅之功，揭诸日月，重赏自不待言，长定堡大捷即便全属虚妄，朝廷也一定以功疑宽宥，不加深治，诸公何必哓哓如此？！此后密帖，手书为便，字之工拙不必计较。

二月，安九域查勘奏报，陶承喾应处以杀降重罪。但兵部议复，却提出不同看法，说东虏到底是诈降还是偷袭，并无实据。兵部最后提出，处置陶承喾固然不足惜，但此声一传，外夷鼓掌，阃外之威不折自催，非所以劝将帅而鼓舞军士，请革职以结此案。

杀降冒功之事，考验了张居正处理的智慧，他认为此事与国体、兵机大有关系，如果惩处，不但有损皇帝威严，对将帅士气也有打击，如果不惩罚，将开边将要功之隙。张居正再三权衡，甚至不惜与兵部反复商讨、冲突，乃至甘冒犯上之险，将陶承喾革职，其他各官，共三十七员全部革除，所有赐赏全部追夺。此事是张四维一手操作，也是唯一以内阁大臣做主的事。本来，张居正回籍葬父期间，大小事情仍要往返五千里外，由张居正拟旨，这令位居次辅的张四维内心十分不悦，这分明是对他的藐视。而张居正把杀降案追查到底，是丝毫不给张四维留情面，由此张四维怀恨在心。故宋学洙说：长定堡一事，“政府、本兵之体面扫地矣。体面失，则饮憾必多，故吕公（吕调阳）即乞骸于是年，而张公（张四维）忍耻于政府五载。江陵殁而公（张四维）当国，坐视其祸而不相救，莫非此一物据胸中而未化也”？

五月，兵部复御史安九域奏勘海州、东昌等堡，大捷功绩，叙李成梁应加封爵。张居正奏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封爵良不为过，况且也不是世袭的爵位，用封爵来鼓舞将士同仇敌忾之气，做人臣任事以忠的榜样，也是振兴边事之一大枢机，谨票拟旨上请。万历帝依拟，命封李成梁为宁远伯，岁支禄米八百石。《明史·李成梁传》评价说：“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而张居正赏罚分明，为保护将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居正去世后，原来由冯保与张居正所构建的内廷与外朝的联合不复存在，当年被压制的皇帝意识已全然苏醒，而冯保对此浑然不知，他仍凭借累积的威势把持用事，他的党羽锦衣指挥同知徐爵身居禁中，一如既往代为阅览章奏，草拟诏旨，而与张居正亲近的人也都通过徐爵向冯保靠拢，致使徐爵势焰大张。作为九五至尊的万历帝，早就想收回本属于他的皇帝大权，对冯保等人不识时务的做法深恶痛绝。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四维，当国后一反张居正所为，这令亲近张居正的王篆、曾省吾等人颇为紧张，他们厚结次辅申时行作为力助，甚至想把张四维赶出内阁，拥申时行为首辅。

在这变与不变的关口，皇长子的降生成为转变的枢机。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由恭妃王氏所生。此时距张居正去世仅一月有余。张居正灵柩于七月底自京发引归葬，其母于两天后由司礼监护送还乡。万历帝的这位皇长子，其命运与他的祖父隆庆帝颇为相似，原因是万历帝并不喜欢他的生母王氏，而喜爱郑贵妃，并爱屋及乌——对郑贵妃所生第三子宠爱有加，欲立之为太子，但朝臣坚持长幼有序，故历经十几年，才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后来又经历了梃击案。万历去世，他即位仅一个月即因红丸案而驾崩，他也成为明朝乃至中国历代王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十月中旬，御史曹一夔参劾吏部尚书王国光献媚张四维，提拔其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此举的意图是排挤张四维。此时的万历帝已亲掌大政，对阁臣去留一出独断，他将参劾本留中不发，还派文书官到张四维的私邸安慰他不必介意。申时行一时摸不准哪一派的力量更强，出于想借机上位的本能，拟旨罢免王国光，谪发王谦。冯保提出用他的老乡、张居正的门生梁梦龙代之为吏部尚书。不料此举使得张居正亲信内部乱了手脚。原来，吏部侍郎王篆答应，一旦把王国光罢免，便由工部尚书曾省吾出任吏部尚书，但半路杀出程咬金，冯保提出用梁梦龙出任吏部，王篆不敢可否，曾省吾为此与王篆闹翻。处境尴尬的张四维以退为进，连上四疏请辞，初言台臣所指，不知其详，“若言欺肆，则臣诚不敢；若言庸旷，则臣绰有余”，继言其夜多不眠，日食顿减，禁庭咫尺，步履艰于出入。在万历帝一再慰留下，复起视事，而御史张问达复劾张四维。万历帝大怒，手批其妄言渎扰。张四维窘迫非常，自陈不职的同时，通过徐爵、张大受给冯保送重金，冯保恨意稍解。申时行票拟将张问达降三级，谪发福建运司知事，以安抚张四维。但张四维不会放过排挤他的人，如同他不会对张居正释怀一样，他对申时行参与攻己衔恨不已，对申时行的门客说：“首相如天之运行，有春必有夏，为何逼迫我！”告诫申时行，我的首辅位置也是熬到张居正死了才得到的。还唆使他的门生攻击申时行。申时行见来者不善，十一月开始不到内阁入值，在家养病，万历帝派太医院院使钱增等五员前往诊治，见申时行六脉浮滑，四肢无力。申时行援引京官病满三个月停支俸禄的规定，说他虽然不满三个月，但职位重要，请停支俸禄。首辅、次辅之争的老剧本，再次上演。

考虑到张居正、冯保在朝经营十几年，树大根深，张四维采取先廓清外围的方式，一则观察朝廷官员的反应，二则以此测度万历帝的意向。在他得知万历帝对冯保不再信任的意旨后，便将此信息透露出去。御史江东之率先揭发徐爵，说徐爵因犯罪充军，私自逃脱到冯保门下，后来滥受武职，擅入皇宫禁庭，阴谋叵测，应立即驱逐。并说兵部尚书梁梦龙，先用银三万两，托徐爵向冯保行贿，又将孙女许聘给冯保弟弟，于是得吏部尚书职位，谢恩当天即前往徐爵处拜谢，也应立即罢斥。万历帝得疏，令张四维拟旨，并气愤地说：“奴辈盗我威福久，其亟诛之。”于是将徐爵下诏狱严讯，随即送刑部拟斩；梁梦龙因被牵连，致仕而去。当时太后已归政，冯保两大靠山顿失。东宫老太监张鲸、张诚乘间讲冯保过去的恶行。张诚原是万历帝宠信的太监，因冯保对他不满，万历帝明里把他斥之于外，实际用来秘密监视冯保。张居正去世后，张诚重新回宫，经常添油加醋地向万历帝讲冯保与张居正交结、贪婪横肆的事，并像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所藏的珍宝金银比皇家的还丰富。万历帝本来贪财好色，心为所动。张诚又暗中把皇上不满冯保之意透露给张四维亲近的人。张鲸是新城人，原是太监张宏名下（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珰为主人，谓之名下）。他侍奉万历帝潜邸时很久，万历即位后，冯保用事，张鲸的利益受到损害，张居正去世后，他为万历帝出谋划策除掉冯保。张宏是张鲸的本官，得知后私下劝阻说：“司礼冯公前辈，有骨力人，留着他好多哩。”张鲸不听，一再请万历帝下决断，令冯保私宅闲住。万历帝犹豫不决，想到冯保虽然可恨，但自己出生至今，毕竟服侍近二十年，有些不忍，说：“若大伴上殿来，我不管。”张鲸说：“既有旨，冯某必不敢违。”

此时，张四维授意同里门生、御史李植揭发冯保十二大罪，万历帝将冯保降奉御，发南京闲住，其弟冯佑、侄冯邦宁等都革职下狱。张大受等降小火者发孝陵司香。十二月初八，万历帝谕兵部，东厂由司礼监太监张鲸执掌，命写敕与他；同一天，开始查抄冯保及其弟冯佑、侄冯邦宁等家产。执行查抄的正是张鲸。冯保后死于南京，葬于留都皇厂。据太监刘若愚称，此地“林木森郁，巍峨佳城，实天所以报忠臣也”。冯佑、冯邦宁瘐死狱中。徐爵与张大受之子发烟瘴地区永戍。张宏于万历十二年卒，张诚代掌司礼监。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省吾等所谓楚党，皆被驱逐而出，此朝事一大变。

事后，张四维致信浙江巡抚张佳胤，说他出任首辅，适逢四方灾害、人心离怨之秋，中间龃龉、掣肘之事层出不穷，以致他寝食俱废。“朋奸席旧，敢干犯天下之公议，不畏天日。太宰既去，即拟乘隙并仆排抵之，机穽甚毒且密。仆已决意引退矣，不意圣明窥见其奸，固不许仆去。而群小乃自相怨抅，奸态尽形，亦可丑也。

万历帝所以诚意挽留张四维、申时行，并非看重二人有什么才能，而是深知二人“苦张久矣”，他需要借重阁臣之手，达到泄愤已故元辅张居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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