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这是一部很难读的书，是一位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

文　｜　葛兆光

这是一部很难读的书。

说它难读，一方面由于它乃是读另一部记载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通鉴》光看《读通鉴论》，就像没有读过《石头记》的人单看了脂砚斋的批点，虽不至于“坠入九里雾”中，但也往往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在这部沉思录中，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因此它不比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那样，让人能一下就看懂它的内容，一眼便看穿了它的底蕴。

当康熙年间两鬓白发的王夫之“屏迹幽居”，隐名埋姓躲在湖南的深山里默默地读着《资治通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复明的希望已经变成了绝望，这对于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意识的文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现实。尽管他蛰居深山，似乎已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但当他回顾古代历史的时候，这痛苦的现实仍然要闯入他对历史的反思之中。

因此，翻开《读通鉴论》，我们可以看到，大凡涉及外族与汉族纠葛的史事时，王夫之都要表露出一种义愤，“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卷四）。把夷狄视为“非人”，这未免是一种偏见，但在此书中多次出现的这种激愤的偏见背后，无疑隐含着王夫之对明亡于清这一现实的悲愤。

不过，如果他仅仅是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那就太肤浅了。“推本得失之原”（《叙论则》）乃是王夫之读史的出发点，“立一成之型”（同上）则是王天之读史的最终目标，这使得他的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

明代灭亡之后，许多史学家都具有这种现实感，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着一个问题，即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他们或是批评政治的混乱，或是分析明代制度的弊病，或是抨击明代君主专制及其造成的种种流弊。不言而喻，他们都揭示出了明代灭亡的某些因素，但深度却不一样，其中，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而王夫之则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他把这种现实感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这便是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王夫之在民族义愤中，同样地表现了一个思想家的理性精神，他不是仅仅沉浸在愤怒之中，而是在愤怒中清醒地反观自身，“夷狄之蹂中国，非夷狄之有余力，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卷二十一），因此，他也是在探索着明王朝灭亡的内在原因，只不过这种思索借了古代的史事来引发而已。

……

不过，王夫之毕竟经历了一个“天崩地坼”的巨变，十七世纪也毕竟不是中古时代。在明朝灭亡的惨痛现实的刺激下，他不能不认真地思索其中的教训。历史既然是“求治之资”，那么，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又能找到什么样的治国安民的诀窍呢？仅仅用仁义道德、忠君爱民、纳谏用贤的老一套总不是办法。在对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卷五）

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卷一），换句话说，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势）的，就是合理的（理）。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这乃是这个思想家在历史的沉思中得到的最有光彩的结论。作为一个受理学氛围熏陶的思想家，他只能采取这种理学化的概念来表达他的历史哲学，在这种近乎迂腐的概念里，包孕了当时历史学家、思想家在历史反思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的思想使《读通鉴论》中出现了不少闪光的史论，如对郡县制的赞扬，对远古及三代文明的正确估价，对后世文明的肯定，对历来被贬斥的“篡逆”者的重新评论等等。遗憾的是，这种批判与求变的思想并没有渗透到《读通鉴论》全书中去。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的积淀毕竟太深厚了。传统的惯性力，使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的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

因此，当王夫之躲在湖南的深山中默默地写这部《读通鉴论》的时候，他心中刻骨铭心的惨痛、长期积淀的保守观念、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便一起随着历史的沉思表现在这部史论中了。我们当然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但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这种“死的拖住了活的”的现象，乃是当时史学领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使得这些思想家们看起来有时像个巨人，有时又像个庸人。

本文链接：https://www.liumenghao.com/haowen/8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