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儒道互补与人生

作者简介：牟钟鉴，１９３９年生，善品堂国学院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专业学术带头人。出版专著《中国宗教与文化》《走近中国精神》等十余部。

我今天讲《儒道互补与人生》。我想把我几十年以来研究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一些体会，结合我个人的人生体验，与大家共享。肯定不完美，但是我能保证是真实的。

我的讲座提纲开头引了两位大师的名言。一位就是费孝通先生，他曾经做过中央民族大学的名誉校长。还有一位就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他身边学习了八年。这两位大师对我影响都很大。

费孝通先生晚年指出我们应该有文化自觉，提了十六字，我称为十六字箴言，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现在越传越广了。我认为，从国内来讲，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多元一体”，这是费先生提出来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怎么相处？我想就应遵循这条原则。在国际上，现在也是各种文明同时并存，但关系紧张。美国人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确实发生很多文明的冲突，但不同文明之间也有合作交融。当代和今后文明怎么相处？费老提出了多族源文明相处的指导性的原则，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前面两个“美”是动词，后面两个“美”是名词，就是要能够对自己的优秀文化有敬意，能够欣赏，同时也能欣赏其他民族、其他的文明的优秀的成分，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各种文明的优点最后都能够和谐相容，实现人类社会“天下大同”，就不会有冲突与战争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思想。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世界以西方的文明主导。西方文明有它的优点，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文明成果大部分都是西方文明的创造发明。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西方人有一种心态，就是“自美其美”而“丑人之美”，这也很自然，因为中国落后嘛。可悲的是，中国人自己看不起自己，当时是“自丑其美”，说我们的文化都不好，“百事不如人”，这句话是胡适讲的，他提倡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确实出了毛病，但是我们有没有好的地方？要不要全盘抛弃？长期争论这个问题。

今天来看，西方文化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中国文化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而且在我看来，现在人类社会在西方文化主导下是一个功利化的社会，互相争斗的社会，信仰和道德严重缺失，不断发生各种社会矛盾、民族冲突、宗教冲突，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构成对和平的威胁，这样下去世界是很危险的。要纠正西方文明的一些弊端，我看中华文明特别是儒道两家文化将要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所以我想把费老这句话放在前头。

还有一句就是冯友兰先生的话。冯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髙明而道中庸”。“阐旧邦以辅新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去阐释“旧邦”，就是历史，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辅新命”就是为今天新的时代任务提供一种精神资源。“极髙明而道中庸”是《中庸》里面的一句话，他借用了，是说中国哲学追求高超思想境界，又能落实到现实人生。他的一生就是按照这两条去做的。我觉得冯先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绝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吸取历史智慧为今天社会建设服务，为改善人生做贡献，这是儒家的态度。同时冯先生又能从容地面对各种艰难和挫折，这里面又有道家的智慧。

一

我们今天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重新认识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三教。三教之教是指道德教化，不是今日宗教之教。而其中源于古老中国的，更深层的是儒和道，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佛教进来以后，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注入了道家的超越的精神和儒家的入世态度，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不过中华思想的底色是由儒、道两家构成的。

就我自己的生活态度而言，主要受儒家、道家的影响，觉得很受用，能够改善自己的人生，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生命。人的生命是由两个生命组成的：一个是生理的生命，一个是精神的生命。生理生命需要生存，追求享受，这和物质文明结合在一起。物资匮乏时要发展生产，由穷变富。但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他肯定要有精神的追求，如果没有，他不会感到幸福，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精神生命的丰富性是无限的。在精神领域，有人过得多姿多彩，有人比较贫乏空虚，关键在个人的选择。而儒、道两家可以给中国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简单介绍一下儒道两家的核心理念和著名的命题，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儒家

儒家我把它归结为四个字，就是：“人文化成”。这四个字是《易传》上的，不是我的发明。就是强调一个健全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人生、道德的人生。如果有人认为人生就是吃喝玩乐，很满足了，这只是一个生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我们家养了一只猫，它就知道吃一点好的，有安全，它整天就是懒洋洋的睡觉，它不考虑别的，这是动物的一生。

人生主要体现在他有文化的追求，他有道德的意识，这是人高出动物的地方。儒家的核心就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后来庄子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提高内在的精神境界，“外王”广泛的意义就是要做一些社会事业，来扩大自己的人生价值。儒家的宗旨就是通过人文的教化和修身，使人成为文明人，进而使社会成为文明社会。　　　　　

“仁者爱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命题，要了解儒家的学说，“仁”是它最核心的理念。“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仁”怎么爱，从哪开始，从爱父母，爱家人开始，再爱社会，最后再往外推，爱人类，爱万物，但是爱家庭是基础。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爱家庭的人不一定爱社会，但是爱社会的人一定爱家庭，否则不合乎情理。为了抗击侵略而不得不“舎家为国”，但那正是“保家卫国”，保所有人的家，卫大家共同的国。人类要和平共处必须有起码的爱心，又称为人道主义，尊重和珍惜所有人的生命，反对为了某种狭隘利益去残害他人的生命，这样才能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忠恕之道”是“仁”的两面。“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关心人、帮助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体谅人、尊重人。忠恕之道把“仁者爱人”加以展开和落实了。

孔子认为“过犹不及”，提倡中庸之道。“过”就是太过分了，偏激了，“不及”呢就是落后、保守，两者都是错误的。“文革”中批判中庸是折中主义，批错了。中庸是行仁的最佳状态，无偏颇之失；而不讲原则的四面讨好，恰是孔孟反对的“乡原”，称其为“德之贼”。《中庸》讲“致中和”。

中和之道是中庸之道的另一种提法。我写过一个《孔子的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其摘要发表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光明日报》“国学版”。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的理念突出出来，用以说明多样性的文化和观点之间应有的和谐、平等的关系。在这里，“和”强调多样性事物互相的包容，“同”是指一言堂的单向服从。

中华还有“求同存异”的说法，用以补充“和而不同”，这里的“求同”是指在多样性事物之间寻找共同之处，“存异”就是尊重差异，亦即和而不同。要注意两个“同”的用法不在一个层面上，故一贬一褒。由中和之道而引出来的温和主义是反对极端主义的思想旗帜，越来越重要了。任何信仰只有奉行温和之道即中道，才能成为其他信仰的好邻居，有效抵御极端主义和暴恐犯罪，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

孔子讲：“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　称之为三达德。我认为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健康人格的三要素。一个人人格养成了没有，就看他这三条如何。首先看他有没有仁心，即有没有道德。第二条看他有没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指明辨是非，至少是不上当受骗吧。我觉得我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智慧，也上过当，上了第一次当以后，再也不上当了，叫“不二过”，这得有点智慧。还有“勇者不惧”，就是说你有仁、智，没有勇，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你不敢于面对，也不行。有这三条，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格。

“见利思义”。现在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义利关系。利要不要讲？要讲的。不仅要谋国家、人民之利，就是个人的正当利益也要维护啊。但是有一个义的问题，就是正义、公平的问题，谋利要有规则，不能损人利己，而要自利利人。孔子强调义利统一，“见利思义”就是“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利要取之有道。

“为政以德”，是儒家治国的原则。我们也曾经提过就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提出来以后法律界很多人都反对提以德治国，我个人觉得，法律和道德是车子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啊，没有起码的道德基础，法律疲于奔命，法不治众，所以这个很重要。

“礼让为国”，在内政上导之以礼，在外交上礼尚往来。中国是个大国，同时也是礼义之邦。中国历史上对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扩张性的殖民帝国主义，它是比较能够以平等、谦和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国家。

“克己复礼为仁”。“文革”里批判最厉害的就是这句话。那个“礼”是什么？当然有一些旧礼今天不能用，要改造。“礼”的深层本质上是秩序，是社会秩序，包括公共生活规则和良风美俗，你要克制自己膨胀的私欲，来符合大家认同的社会秩序，由此“仁”才能体现出来的。“文革”里的批判是错误的，红卫兵无法无天，造成浩劫，反证必须克己复礼。

“听其言观其行”。讲的好听没有用，而是看行动。现在老百姓对领导者的评价不是看你讲的，是看你做得怎么样。

“以直报怨”。从古到今最流行的就是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结果是寃寃相报无了时。还有一种是宗教家讲的，老子也提倡，就是报怨以德，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好，目的是感化对方。一般人做不了啊。儒家提出“以直报怨”，我觉得它合乎情理，就是说我不计较得失，我按直道而行。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学思并重等教育思想。我们今天教育离这些要求还差得远，我在学校里工作二十多年，深感教育改革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现在流行的是灌输式、形式化、职业化、数字化管理，都是些硬指标，忽略立德树人和尊重学生，学生难以自由地发挥他的思想，难以形成独立人格和创造思维。

“仁者无敌”，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认为最有力量的是道义仁德。当时没有人信，都认为实力是最有用的，你那个仁义没有用。但是现在你看西方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软实力重要，得有道义的力量，光有武器、军队、导弹，是不行的。

“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孟子提出来的。“天时”就是时代提供的机遇和社会环境。“地利”，你这个眼前周围的有利条件。“人和”是人们能同心协力，三条中这一条是关键。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易传》上的，张岱年先生将这两条概括为中华精神。“自强不息”是指弘毅之志、奋斗精神，择善而固执。“厚德载物”就是要包容多样，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进行综合创新。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名言，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比如说有人标榜懂得孝道，但是对父母不能孝顺，在儒家看来他并不知孝，只是口头的。真知必须践行。

“五常八德”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千百年中已化为民族的文化基因。“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孔子孟子提倡“五常”，汉朝才有“三纲”；前者是常道，后者是变道。为适应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汉朝政界和儒者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五常”拼接到一起，从而形成“三纲五常”的习惯提法，沿用已久。但今天宗法等级制瓦解了，现代社会讲公民平等、家庭成员平等，体现等级制和单向服从的“三纲”过时了，要把它与“五常”拆开来，加以抛弃，并对“五常”作出新的解释。

我有一个说法：“三纲”一个也不能留，“五常”一个也不能丢。有人说“三纲”可以保留并加以新的解释，我认为不必要去改造它，因为它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五常”则不同，本质上具有永恆性普遍性，只是历史上有些解说带有时代烙印。今天你可以加以扬弃、补充、调整、提高，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但是绝对离不开它们。仁爱之心、正义之责、礼仪之矩、智慧之能、诚信之守，这五者都是社会道德文明所需要的，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以上是儒家的一些最主要的理念，还有许多内涵不能一一列举。

（二）道家

道家是老子、庄子创立的，其最核心的理念是“返璞归真”，强调自然人生、自主人生。儒家强调人的群体性，道家强调人的个体性，要不断回归自我。老子看到社会在进化中往往里出现异化现象，人被外在的事物异化了，丧失了本真，因此要不断的回归自我，返璞归真。我在学校里有体会。中央民族大学刚进来的大学生，特别从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来的，非常淳朴。几年以后，会有一些变化，一方面知识和能力增加了，另一方面有些同学不那么纯朴了。一个人少年的时候很淳朴，随着年龄和阅历的积长，思想成熟起来，但有些人变得比较世故，丧失了本真。所以老子就提出要返璞归真，回到婴儿状态，意思是心态上返回到纯朴天真。社会和人不能只顾往前走，还要不断反思，不断回归，不失纯真，不失赤子婴儿之心。这与儒家的“人文化成”恰恰形成互补。

道家的主要理念有以下这样一些。

“尊道贵德”，现在讲道德都认为是儒家的，实际上最早是道家提的，就是老子，道篇、德篇，道经、德经，就是道德经。儒家的道德论是用在伦理范围内；老子的道德论在内涵上比儒家深，在外延上比儒家广。老子讲的“道”是指宇宙的根源、本体和不息的生命动力，“德”是指万物禀于“道”而形成的物性。“尊道贵德”是老子道家的宇宙观，表示对天地万物自然本性的尊重。

“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又一个根本理念。“自然”包括自然界，但意义更广泛，就是指事物本然的属性，本来的状态，本有的趋势，本存的规律，不是人工刻意造成的。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说大道是自然而然的，人要效法大道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不要去破坏它。例如社会发展把自然环境给污染了，把资源给滥用了，因此必须回归大自然的青山绿水蓝天；社会发展把人的自然纯真本性给异化了，出现欺诈、残害、仇杀，因此必须回归原始纯朴，做性情真人。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强弱观。一般人认为，我强大而有力量，就能战胜柔弱的人们和事物。老子却认为，柔弱的东西比表面上强大的东西更有力量，“柔弱”不是软弱，而是有韧性，有内在的生命力，有巨大的潜力和持续力，善于化解敌对的力量。而咄咄逼人者往往是外强中干，不能持久，“兵強则灭，木强则折”。而“水”是柔和的，“上善若水”，大道像水一样，不攀高，水往低处流，滋润万物的生命，它爆发起来力量是非常之大，“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致虚守静”，这是道家修性的方式。道家讲“虚”，儒家讲“实”。道家不单讲“虚”，而且讲“静”。儒家讲“动”，道家讲“静”。后来道教讲“修道以清静为本”是从老子来的。虚则能容，静则制动，具有很深刻的道理。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中国围棋王聂卫平在家里挂了一副字就是“自胜者强”。一个运动员要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必须是心态比较平和，如果紧张，老是想着我能赢、我要赢，反而发挥不出来，这就是克制自己，就叫“自胜”。最有力量的人，不是能打败别人，而是能控制自己、战胜自身弱点的人。你看有的人没有自控能力，别人多少拿点金钱、拿点什么引诱，马上就失控了，堕落为犯罪分子。“自胜者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智慧。

“知足不辱”。我们过去批判“知足常乐”，其实对此要分析。在事业上精神上不能满足，永远不能满足；在生活上要知足，老没完没了追求下去不仅欲壑难填，而且往往陷于不义，自取其辱，所以物质上要低标准，过俭朴生活。

“不敢为天下先”，这是有针对性的。老子经常使用反向思维。现在大家都争当老大，争以我为主，弄不好就打起来。但是老子就“不敢为天下先”，要居后。星云法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老二的哲学》，当老二行不行？当老三好不好？他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争位子是愚蠢的，威望是表率的自然结果，强人从己，人心不服，老大也当不好。

“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老子的均平观。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冷了，一会儿又暖和了，旱的过分会下雨。而人之道往往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造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道应效法天道，以富济贫，人人都能过上康宁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老子的社会理想。

“逍遥游”是庄子的精神境界。《庄子》的开篇就是《逍遥游》，我们今天说“逍遥”就从庄子来。庄子追求一种快乐的、自由的精神生活，这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而物质生活和社会活动必受制于他者，自己要善于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不与他人发生碰撞。“游刃有余”是一种人生智慧，就像庖丁解牛，他的刀在骨头缝里走，不碰到骨头、关节，所以他游刃有余，在里面很从容，比喻人要从容的生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空间。

“重生贵养”是道教的理念。道教和其他宗教都不同，它是重生的宗教，它不讲死后升天，灵魂得救，而讲今生今世自己的身体怎么通过练养，然后“生道合一”，脱胎换骨，长生成仙。“性命双修”是道教的修行原则，“性”就是心性，修性要炼神，进行心理的训练；“命”就是生命，修命要炼气，进行生理的训练，这样兼修身心两个方面，并互相促进。长生成仙做不到，健康长寿还是可以的。道教给我们留下一笔很丰厚的养生文化，包括道教医学，需要开发运用，将有益于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

老子庄子创立的道文化，后来形成道家哲学和道教宗教两支，在历史上有合有分，彼此纠结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一大文化血脉。

二

下面接着谈一个问题，就是儒道并行、互渗、互补是中华思想文化深层的基本脉络。后来儒释道三教在它基础上发展，后来又有四教、五教，中国伊斯兰、中国基督教等等，都是以儒道两家作为基础而不断中国化的。

儒道互补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分述和比较。

（一）儒道互补是显流文化与隐流文化的互补。

这句话是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的。儒家是很显耀的，它从汉以后两千年中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思想，它在历史上培育出一批又批仁人志士，成为社会栋梁。当社会发达的时候，儒家居首功；当社会衰败的时候，儒家当然要承担过错。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没有说打倒“老家店”，因为儒家处在中心舞台，它有责任，它是个显流，所以赞扬和批评都首先落在儒家头上。道家是隐流，汉初黄老之治已经是儒道相结合了，而且为时不久就被儒家取代。道家更多的时间是潜移默化在起作用，因为道隐无名，道的特点就是不张扬，但又无处不有，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儒家文化之中，补充它调节它。我觉得儒道两者各有特点，正好对应互补。

（二）儒道互补是动力型文化与调适型文化的互补。

一个人认同儒家，他一定会想为社会做事。为什么呢？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以天下为己任，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给你一个动力。人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社会的。人类从诞生那一天就得有家庭，有氏族，否则人就不可能进化成人，所以人离不开社会，关心社会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强加的。但是人又是个体的，关心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理念、信仰、追求。儒家是动力型的，给你一种参与意识，一种社会责任，推动你往前走。但是走的过程会遇到一系列的矛盾，一系列的问题，那么道家给你调适，道家的智慧就表现在要调整你的心态。我觉得道家是高级心理学，掌握一点以后，你遇到问题，很容易调适化解。我遇到很多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差点活不出来，那这样严重的情况下，道家很有用，寄希望于祸福的转化。

（三）儒道互补是阳刚型文化与阴柔型文化的互补。

有人说，儒家是男性文化的一个升华，道家是女性哲学，男女两性的差异就是一个是比较阳刚一些，一个阴柔、柔顺一些。孔子的文化是在父系社会文化周礼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老子的文化根据我们现在考证，最早的发源点是母系氏族社会，我们有没有根据呢？有。你看《老子》书里面，它形容道的时候用什么形容词？大量的女性的词汇，玄牝啊，母子啊，都是用这些词汇，而且老子讲的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些都是女性的美德，简朴，慈悲，不敢为天下先。我母亲做我们家庭后勤部长，她为全家服务，她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什么功劳，我要争个什么，给我个什么荣誉，她就是老子的这种不敢为天下先，她把自己放在后面。儒道之异是男性和女性的文化的不同。但男女离不开，所以才是互补的。这样一来，塑造出中国式的一种治国的方式，一个是用儒家的礼教治国，一个是用道家的无为调整。咱们看历史，每一次大的动乱以后新的王朝都是黄老之治，有时候说的很清楚，有时候说的不那么清楚，都是与民休息，清静无为。政策要调整了，你们不要老百姓再累下去，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要恢复生产，都是这样的。用无为而治，然后再有大有作为。无为而治不是说没有作为，而是说要比较的顺应自然一点，要为政简易，是这个意思。

做人的态度上，儒家是要积极进取，有事业心；当你遇到挫折或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又用道家应对，条件不成熟我顺其自然，等到有了好的机遇的时候我再做，有进有退。

（四）儒道互补是社群文化与自适文化的互补。

儒家重社会服务和家国事业，故其进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推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家则更多的关注自我，追求身心的调适，过一种明哲保身、自得自乐的生活，而把社会事业看成自我实现的余事。中国人有这两条互相补充，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多数是儒道互补的性格，能进能退，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突显了人性的群体性，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能体现儒家把社会关怀当作个人的价值追求。老子讲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和庄子讲的“逍遥”、“顺性安命”都是从个体的自适、安宁、幸福出发的。这两者都需要，没有社群，个体不能独立生存；但只有儒家就太累了，还得有道家给自己的生活和个性发展保持一个必要的空间，所以儒道互补很好。

民国时期一个大的思想家叫林语堂，他就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士人读老子的书和《论语》，但多数人並未读经书，可是仔细考察中国人，很多人都有儒道两面，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基因，代代遗传，人们从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两种基因。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要了解中华文化，必须从儒道互补角度去理解。

（五）儒道互补是现实主义与超世主义的互补。

儒家求真务实，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千方百计要把社会治理好，把家庭治理好，使人在今生今世做个有德君子，是入世主义。对于死后和鬼神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由此，儒学被称为“世教”。当然它保留“畏天命”，“慎终追远”，“神道设教”。儒家讲的“道”是指天道地道人道，皆是形而下之道，因此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道家更关注形而上的世界，它要把人的精神从现实世界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不仅超越物质功利，还要超越一般道德生活，从宇宙大化的高度看世界。老子说的“道”是超言绝象的，是宇宙之源和本体，不能由语言表达，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失道而后德”。人要“致虚极，守静笃”，用体悟的方式与大道一体化。道家要在现象的有形的世界背后和深层发现本质的无形的世界，认为前者依赖后者而存在。道教则向往一个既主宰人间公正又不受人间法则约束的来去自由、神通广大的神仙世界，人可以“积善成仙”、“功德成神”，因而具有多神崇拜的特色。

（六）儒道互补是道德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互补。

儒家思想我们概括为伦理型人学，重教育，重修身，以仁礼之学来成就个人和社会的道德生命。儒家特别看重人的道德生命，如果从全世界的宗教和哲学来找，道德思想最丰富的是儒家，它给世界提供的道德资源最多。道德还重要吗？现在是嘲弄道德，这是一种暂时性反弹。因为曾经我们一度把道德过于强化，政治化了，那个时期啊，不能讲物质利益，只能讲大公无私。现在来纠正，又走偏了，又不讲道德了，好像无所谓。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尊重你，要有自尊必须有道德人格，你没有道德人格光有能力，表面上受尊重，实际上被瞧不起，别人只是有求于你而已。所以道德生命是人格和尊严的灵魂。儒家有时忽略生理生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有毛病啊，当然它是一种表达，为什么非要“夕死”啊？儒家这方面有缺点。道家是自然型人学，也是重视人，更重本性，重天然，重养生，以自然之学来找回自我和回归社会的纯朴真情。道学的核心（理念）是“道”，以自然为本。这两个都不能丢。咱们现在教育孩子，父母恨铁不成钢，望子成龙太急切，不顺应儿童年龄的特点，这个班那个班，给他加好多的东西，甚至希望幼儿园就达到小学水平，其实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孩子天真活泼，这个阶段主要是游戏，也学一点东西，让他健康成长，你那样过分的强加的方式违背自然，反倒不好。所以学点道家还是有好处的。

三

儒道互补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可以使人安身立命，活得积极而又潇洒。

我觉得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它是什么？它是同一个层面的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里最高层次的。哲学和宗教，与一般社会科学都不一样，更与自然科学不一样。那么它们是什么呢？第一，它们面对宇宙社会人生种种问题，要穷根究底。自然科学解释世界，都是局部的问题，但是哲学和宗教它要追寻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宇宙的起源问题、人性问题、社会发展根本规律问题，都是根本性的，这是终极关切，穷根究底，问一个为什么，还要继续追问下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就是哲学和宗教。

第二点，它们可以使人安身立命，也就是能顿人的心灵，提供人生的意义。八个字：穷根究底，安身立命。哲学和宗教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是两者又不一样，哲学是用理性的智能方式来做这件事，宗教是用信仰的情感方式来做这件事。

那么儒家呢，是哲学还是宗教？现在有争议。我认为它虽有宗教性，而不是宗教。它也是信仰，但它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儒家是进取的哲学，所以我们学了点儒学以后，你的一生就会是积极的、乐观的。大家看《论语》，到处都是“乐”这个字，讲乐学，讲教育的快乐、人生的快乐。它使人怎么完善自我，关心他人，改进社会，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它有尽性之说。尽性之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自身的，父母给你的种种潜质充分发挥出来。人的一生不要去和别人比，想同某某一样，不可能的。像钱钟书先生，我看他的书，充满智慧，那是不可学的大天才，他过目不忘啊，我的记忆力就不好，这个没法学，因为他天生就有这个天赋而我没有。每个人把父母给我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尽己之性，我要把自己的本性里的先天的东西充分发挥；尽人之性，有条件的人你要帮助别人发挥他的本性；尽物之性，就是物尽其用，这个物本来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你浪费也不好；还有赞天地之化育。你看儒家这个尽性链条由近及远，最终目标是要使天地万物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儒家的尽性之说。

宋代有个大的哲学家叫做张载，他有四句有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称为横渠四句。这很了不起啊，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经常引用横渠四句来鼓励我们。“为天地立心”，天地没有心啊，天地生就人，人就是天地的头脑，人要起这个作用；“为生民立命”，就是为老百姓，“立命”就是命运，人民要有一个好的命运；“为往圣继绝学”，以往圣贤学不要让他中断了，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要继承，要发扬；“为万世开太平”，中国人对“太平”的向往古今一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谐、和平、富裕、公正。这是儒家的一个胸怀。张载是大儒，张载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相当于西方康德的地位，影响非常巨大。

儒家要成就这样一个人，有理想，有追求，有尊严，有社会责任与参予意识，有仁、智、勇三达德的独立人格。向圣贤看齐，但是不是要你做圣贤？圣贤是最高目标，一般人做不到，但是要做有德君子不做缺德小人，这是一般人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大家看《论语》里面，孔子讲到君子有一百多处，如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上，等等，讲怎么做君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标吧，我们可以做个君子。儒学在历史上培养出一批批的仁人志士，担当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儒家讲的忠恕之道是平等的爱，但儒家平等的思想在等级社会发挥不出来。有人说儒家是专制主义，错了，儒家有等级思想，但不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法家的。儒家讲君臣父子，是相互有责任，不是单向服从。它讲的礼是以和为贵，也是相互的，它没有摆脱等级观念，但是它要和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文革里搞错了。孔子是说君要行为君之道，臣要行为臣之道，它有规定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相互的；君为轻，民为贵，它不是专制主义的。父子之间要父慈子孝，也不是单向的。忠恕之道讲平等之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道家是内敛型的，是内收的哲学，恬淡通脱的哲学，使人在进取时不忘后退，在获得时不忘舍弃。我有一个概括，就是儒家是进取的智慧，道家是放弃的智慧。有人说了放弃还需要智慧啊？人放弃都感到痛苦啊，错了，你贪得无厌，什么都想把着，其实对你没好处，太累了，负担太重了，事情也做不好。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必须要善于放弃，必要时该放弃要放弃。在入世时不忘超脱，在向外追求时不忘回归自我。在做主人时不忘做旁观者；做主人应该有担当，同时要像道家一样，脱开一点，以道观之，从旁边再看一看，你可能更清醒。在朝的时候，你在位的时候，当领导的时候，不忘在野退休，做一个老百姓，你时刻做这个准备，临到离岗就不会痛苦。在服务社会时不忘调适休闲，可以旅游，可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在加强社会管理时不忘无为而治。儒家是有为的管理，就是咱们说的宏观调控。道家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无为的管理，软性的管理，就是放开市场，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你在顺利和辉煌的时候不忘记逆境和曲折，因为老子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它是互相转化的，人如果能这样想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用有为的智慧和无为的智慧来对应人生的艰难多变，进退皆游刃有余，有刚健之气，也有柔韧之性，增强生命的活力和弹性。生命应该像弹簧一样，碰一下它弹回来，你看那个玻璃就不行，一碰就碎。现在有很多人看起来体魄很健康，但心理不健康，没有承担力。我们现在很多青年人没吃过苦，遇到一点问题，有跳楼的，有离家出走的，有很多得抑郁症。现在学生得抑郁症比我们青年时代多得多，在大学里面，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感到很痛心。一个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家庭，很穷困，供一个孩子出来上大学，又上了研究生，太不容易了，当然国家也给一些助学金帮助。但有些学生刚刚要成才的时候，得了抑郁症，有的严重到就不能够学习、工作，就回家了，你说怎么办？我们老师捐点钱，安抚一下他父母。看来人的生命要经受些挫折的磨炼。为什么我能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因为我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战乱和困苦。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生活在社会大变动和战乱中，还有就是贫困，吃不饱，要劳动。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受了一些苦难，再遇到一些困难，就有一个底儿，有一点锻炼。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要有点挫折教育，要他吃点苦。人就是这样一种很贱才的动物，光享受不行，成熟不起来。儒道两家会给你应对顺逆的两种智慧。

历史上儒家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统治者不把宗教作为治国之道，而把儒学作为治国第一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三教并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其他宗教都允许它合法存在，但必须爱国守法、劝人为善。

儒家的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比较发达。而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养生健体，主要靠道家。所以我们美学家写中国美学史，如北大的叶朗教授写《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写《中国美学史》，都认为中国的美学传统主要是受道家老子庄子的影响。所以这两家在历史上不同的文化领域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中国宗教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元通和，它和西方亚伯拉罕体系三大一神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亚伯拉罕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出于一个根基，都以亚伯拉罕为先知，不过在伊斯兰教里叫易卜拉欣。犹太教尊奉《旧约圣经》，基督教更重《新约圣经》，而伊斯兰教《古兰经》是从《圣经》里演变出来，都可以归属于希伯来宗教文化体系。但是三大一神教在发展中渐行渐远，越走越疏离乃至对立，中世纪发生过流血的宗教战争。现在世界上宗教的互相冲突，最厉害的是在三大一神教之间，如巴以冲突，西方基督教国家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热点。但是中国儒释道的文化却走了和而不同、融合会通的道路。佛教是从印度来的，儒教是孔子传下来的，道教是从老子传下来的，它们的发源不一样，但是渐行渐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到汉以后，三教日益合流，再没有纯儒，没有纯佛，没有纯道。我们现在三教同祀的庙很多，大同有悬空寺，民间信仰三教共信，所在多有。台湾就更多了，他们的民间宗教大多数是三教兼信，拜孔子、拜老子、拜释迦牟尼。中国人信仰这一特点，美国一位宗教学家保罗·尼特加以概括，说中国人是宗教的混血儿。尤其汉族，一个人头脑里有好几个教的影响，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两个教，没问题。但在西方不行，保罗尼特说，美国英国每一个公民是在一个教里长大的。美国是移民社会，宗教很多，但是从一个人说，不能去拜了清真寺又去拜基督教堂，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一个教派，　就不能信另一个教派，他的界限很清楚的。当然现在有点改变，但它主流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有这样一个特点，渐行渐近，多元通和的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传承的。

儒道互补既有“极高明”又有“道中庸”，彼此相得益彰。道家使得儒家增强了超越意识，《周易·易传》哲学讲阴阳互补，它是吸收了道家的老子。孔子生前就向老子去问礼，史书记载就三、四处之多，这是确凿的。孔子开始就吸收老子，孟子继续吸收，讲赤子之心，后来吸收更多了。宋明理学、近代新儒家都吸收了道家、佛家智慧。反之，儒家使道家增强入世的意识，才有黄老之学、才有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新道家，新就新在儒道互补。道教的道德信条基本上是儒家的，忠孝仁义诚信。道教认为修道成仙，法术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它反复强调，先要做一个善人，才能做一个仙人，所以道教强调重生济世。道教修行強调两条：一是修自我性命，二是做慈善事业。全真道王重阳祖师最有名的弟子是丘处机。

丘处机是山东栖霞人，他应成吉思汗之邀，七十多岁了，不远万里，带了十八个弟子从山东出发先到燕京，经过漠北、新疆、中亚，到达阿富汗的雪山（兴都库什山）见成吉思汗，前后凡四年，历尽艰难险阻。成吉思汗正在西征的过程中，战争杀人很多。丘祖劝他不杀人，要敬天爱民，要清心寡欲。前者是儒家的，后者是道家的。成吉思汗原来是从游牧文化铁骑中杀出来的，征战中多有杀戮。后来接触了中原儒道仁和慈俭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通过丘处机，开始接受这种和平的、包容的、重生的文化，他逐渐逐渐在改变，在收敛，减弱了战争的残酷性。我认为现在对丘祖的宣传不够，大家都知道玄奘西天取经，玄奘是文化之旅，是值得宣扬的；丘处机的西行是和平之旅，生命之旅，他在中国宗教史上的大德中是第一位高人。他当时就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回到燕京以后又救了很多的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教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本身就是儒道互补的，全真（教）就是儒释道三教互补，它公开宣称三教一家。我把丘祖精神概括为五：一是志道苦修，二是仁厚爱民，三是慈勇自尊，四是朴实纯正，五是谦和包容。这五条是孔子老子伟大精神的高度凝结和体现。

儒道互补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生阶段上各有侧重。譬如说一些人在朝用儒家做贤相清官，不仅懂得儒家四书五经，在治国理政中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局限在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古代仁人志士在朝的时候得有点儒家的精神，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能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那么当他不做官了，便多一点道家情怀，在野为民，做一个清静自在的民间文人。如果他还是为官的心态，就很痛苦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个部长，没有业余爱好，他每天早上一起来就等车来接他去开会，坐主席台，在办公室批文件，或下去视察；退休以后，他不知道怎么过这日子，坐在那儿，还是等车接他。他的孩子说，爸，你退休了，不会有车了。人要有业余爱好，要赶快的转换调整，然后适应你退休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你可以画点画，写点字，多一点道家的自我意识和山水情趣，安排好老年退休的生活。

人在青壮年时期应以儒为主，用儒家情志尽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一点道家精神来调节心理，因为你会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所以要儒道互补，而以儒为主，道为辅。人在中心舞台上多一点儒家的心态，在边缘地带多一点道家的心态，这样比较好。最早提出退休哲学的是谁？是老子。老子讲“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功遂就是你该做的社会工作做完了，你赶快从岗位上退下来吧，你别老觉得事情离不开你，地球离了你不行，看不上青年人，老不放心，还要去指点，这样大家会很讨厌的。现在就业多困难，老的不退就腾不出岗位。职称评审，老的不退就腾不出名额来，年轻人上不去，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同年龄段要过不同的生活。

一个人从退休到特别衰老这一段，如果基本健康，便是人生一个黄金段，因为没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最自由自在，可以在养生保健的同时做一点自己最有兴趣的事情，又不让它累着，没有人来督促结项，大部分时间自己支配，过一种道家式的生活。我退休后的生活方式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不要硬学，不要都学，只作参考。一共四条：

第一，去体制化，做社会人。我现在在体制以外了，体制以内事来找我，对不起，我不能做了，年轻人去做去，做社会人。

第二去项目化，做自由人。《文汇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知识分子项目化生存》。现在什么状态呢？不拿项目，你就几乎在岗位上无法生存，你评不了职称，得不了奖，你什么都没有，你必须不断地拿项目，越多越好。至于说你这个项目做的怎么样，少有人关心，反正大都可以结项过关。在岗的人十分关心拿到国家项目没有，拿到教育部项目没有，拿到部委项目没有，拿到学校项目没有，还有拿了有多少钱的项目，得了什么奖，你的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被引用多少次，现在都是硬件的东西，整天的疲于奔命，这叫项目化生存，从老子的观点看，人被异化了，成为项目的附属品，没有了自我。按照今天的职称标准，老子连个助理研究员都评不上，他才有五千言。我们学校曾经有规定，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必须在五千字以上，老子刚刚够发表一篇文章的资格，孔子的《论语》才一万多字，还不是自己写的，也不合格。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在西方一个大学里面，九年没出成果，但学校相信他，最后出了一本书，世界闻名了，解决了重大数学问题。所以你不能年年评成果，搞短平快，这样难有好成果。科研工作尤其文科研究，二好成果需要时间。就好比专家说，万米赛跑，每一百米都得冲刺，可能吗？所以这个项目化生存，我现在可以解脱了，去项目化，做自由人。

第三句话，去集体化，做个体人。什么意思啊？因为文科的研究大多是个体劳动，不是个体劳动难有创造性，精神创新是个性化的劳动。当然也应有集体项目，像编字典，编大型丛书，那没办法。但是真正能够传世的作品都是个人的，没有个性的东西，它就不会有创造性。而那个集体的项目还得互相协调，观点协调。但我现在不需要了，所以我去集体化，做个体人。

第四句话去中心化，做边缘人。大家都希望在中心舞台上生活，成了风气。现在一个小机构动不动挂个牌子，叫什么什么环球中心、什么什么广场，都想当中心。中心好不好？也好，但责任大，比较累，而且要有水平有精力并形成巨大吸引力和辐射力，不是想进就能进的。边缘好不好？也不见得不好，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中心圈，在这个圈之间，是边缘地带，很自由啊，所以很早我就说做边缘人不见得就不好，看你怎么想。

我这四句话：去体制化，做社会人；去项目化，做自由人；去集体化，做个体人；去中心化，做边缘人。这适合我啊，并不适合现在年轻人，这里面道家的成分居多。以上是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人群对儒道互补应该有所侧重，要灵活运用。

下面谈谈儒道互补的代表人物。

儒道互补的典型代表人物古往今来很多。汉代的司马迁崇信黄老，就是儒道互补。魏晋玄学家何晏、王弼、郭象讲名教与自然关系，把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儒道互补。张载有几句话：“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条件好的时候，我要做我应该做的，因为我遇到顺境，应把事业做好，丰富我的人生；环境恶劣，对我是心性的磨炼，逆境使我成熟。我活着的时候做我本分应该做的事，“没，吾宁也”，死了以后我就安息了，生死顺其自然，他是儒道互补的。还有邵雍、周敦颐，兼综儒道，开出宋代道学。

南宋朱熹是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无疑是大儒，可是他时时流露出道家情怀，故追求“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论语·先进》注）。至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一派学者，更是兼综孔老，并会通佛教了。

当代有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这是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学生又培养出一大批学生，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队伍里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冯门弟子，这就是儒家的精神。但是冯先生又不是那种好像必须挺在风口浪尖上，我认为他不是，而是避其锋芒。当条件好的时候，就“达则兼济天下”；条件不好，“穷则独善其身”，我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我可以管住我自己，过一个道家式的生活。冯友兰我觉得是儒道互补的。

还有费孝通先生，早年是道家的东西在支撑他，故能够在逆境中磨炼自己。后来又由道家式生活复转为儒家式生活。在费先生身上体现着儒道交替为用。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多种文化的相互交织，应该以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是核心）为根基，在综合创新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在人生处事态度上，中国人还是离不开儒道互补。儒家和道家的智慧没有过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两者互补而用之，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也有助于成就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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