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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
由于开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刘瑾,挨了四十大板、并被“流放”的王阳明,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蛮荒之地”——贵州龙场驿。
受尽折磨的王阳明,却无暇顾及自身遭遇,而是始终在思考一个哲学问题“人如何才能做圣贤”。
久久上下求索而不得,终于在某个夜半时分,他激动地大喊大叫,说出那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
贵州龙场,今天的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众多企业家前来此“寻道”、追随王阳明的步伐。
王阳明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的“老中医”。比如马云就曾表示,自己把《传习录》看了不止两遍,受益颇深。
为什么王阳明心学能“药到病除”?大概是因为中国企业家是烦恼最多、精神高度痛苦的一群人,他们需要从阳明心学中“获得光明”。
同样地,在疫情三年、外部挑战不减的今天,如何从人心内部寻找动力,也成为摆在大多数普通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如何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翻翻王阳明心学。
复旦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王德峰,对王阳明的研究颇有心得。本文为王德峰在中智视野文化讲坛上所作“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意义”的演讲精编,内容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收录于第31期《进化》,此为上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王德峰 复旦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
编 辑:余心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01
今日之中国,欲望汹涌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题目——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人生哲学。而王阳明心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因此就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最高成果。
王阳明心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是《传习录》。它是每个中国人必读的书,就像基督教国家必读《圣经》。但中国传承哲学教育的传统,失之已久。
我们对下一代最重要、最根本的责任是什么?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安心立命。
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到了40岁还不相信有命,此人悟性太差”。年轻人不相信可以理解,但到了40岁还不知道有命,不是智商不够,只能说悟性太差,不能领会人生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知道,人生富贵穷通,莫非命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比如我们出生于怎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成了我们的父母?
这件事不容我们选择,你恰好出生在富豪家庭,他恰好出生在贫苦家庭,在这件事上,我们一律相信有命;在其他事情上,我们不相信有命。
孟子有句话很重要,他说人生总是有所求,但是“求”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追求的“求”,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第二种“求”,叫作“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举个例子,文革尚未结束前,我曾在中学读书,但学的东西残缺不全,后来中学毕业进工厂做了3年半的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二年报名参加,但准备得根本不充分,忐忑不安地走上考场,但我一看考卷,凡是我做不了的题目,它偏偏没有出;它出的恰好都是我懂的,全都做出来了,最后一举考进复旦。这是真实的,绝非虚言。
后来我读孟子的书,发现他说得真对,比如某个人考大学,那应该努力,只要有方法地复习,最终增长了知识和能力,这段时间就不会白白过去,这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但最后是否能有一个很好的分数,让自己能考进清华北大或者复旦,这件事不归你管,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很简单的道理,但大概要到40岁后才能相信。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中国哲学、谈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王阳明心学。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应该重温王阳明心学?
因为今日之中国,众欲汹汹。各种欲望汹涌澎湃。
我认识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他跟我讲,自己现在在单位开会要放到3点钟以后,因为3点钟前开会,你在上面做报告,他们都在下面看手机炒股。一场报告做完,已经完成几次交易了。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这样一个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纷争付诸于法律,前途交给了偶然。
我们的GDP增长得很快,甚至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大量的资本,如流水一般静来静往。这无可厚非。
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以它所拥有的货币,作为这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如果整个民风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因此,社会信任的普遍危机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病症。当父母与孩子对簿公堂时,我们作何感想?当兄弟姐妹间为了那么一点点财产而骨肉相残时,我们又作何感想?
这个民族靠什么站起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如何站起来,靠宗教吗?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有宗教的民族。虽然我们这个民族也有一些宗教徒,比如基督徒,中国基督徒跟欧洲基督徒从表面上看差不多,都参加相同的宗教仪式——到教堂做礼拜、吃饭前祷告,等等。
但当一个中国基督徒祷告时,他心中在想什么?他可能在想,“我儿子今年高考,主啊,我向来忠心地侍奉你,你一定要帮我”。
这时,他心中不会再想着他灵魂的拯救问题,“我这个有罪的灵魂,主啊,希望你能够拯救我”这种西方神学观念并没有在一些中国基督徒的心中出现。
宗教信仰并不是指向人间幸福的,而是指向灵魂的安顿。所以当有些中国基督徒在祈求上帝时,他们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中国式的。
我们是一个没有上帝管人心的民族。那么,靠什么?中国将来靠的是哲学。
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处理人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麻烦,所以佛家讲现实世界是什么?尘世。尘就是烦恼。人世间到处都是烦恼。
生命外部的麻烦比较容易对付。我们凭借着文明发展,积累起经验和知识,可以把生命的外部环境安排得更适合于人的生存。
人最难对付的是自己生命内部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的安顿。我们的身体一旦得了病,有了肉体的痛苦,烦恼马上起来。
甚至没有病时,照样有烦恼。烦恼来自哪里?来自人心。在肉体根本不痛苦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照样能生出烦恼来,这正是我们必须对付的棘手难题。
孔子在《论语》里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什么叫“不仁者”,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指的是坏人,不是,而是指心没有安顿好的人——心中无仁之常体,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这叫左也不安、右也不安。
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不仁者,因为心没有安顿好。
中国哲学刚起步时就面对这个问题。东周末年,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上百个诸侯小国彼此征战。
我们的民族在东周时遇到大痛苦,而人类以痛苦为代价学习真理。进而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其中主要是6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开始论道,因为大痛苦来了。
中国哲学因此起步,面对的就是如何安排好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人生为什么成了问题?因为能生出烦恼的那颗心,是“无限心”。
一个简单的说明,就能让大家相信“无限心”的存在。人都是在时间中存在的,对于人而言,时间是三维的,由3个东西构成:一个叫过去,一个叫当下,一个叫未来。
我们怎么活在当下?以筹划未来的方式活在当下。比如我此刻在讲课,但我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也正在筹划着下一句话。
未来还不是事实,并不存在,但我们已经正在去筹划那个并不存在的未来了,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
它说明我们超越世俗、超越现实,去筹划那个尚不存在的未来,烦恼都从此而出,但人生的精彩也从里边来,因为筹划未来也是提出理想。
我们假设一下,某人经过许多年的努力,积攒下一大笔钱,终于买下他梦寐以求的一栋豪华别墅。在他买下豪华别墅的那天,他心中这么想,从今天起,我的幸福人生开始了。
各位想一想,他这个想法对不对?肯定错了。因为这栋别墅将来一定是别人住,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是谁住,他自己只是暂时地住一住。我们都是人生的匆匆过客。
可见再豪华的别墅也好,再高的权位也罢,都是有限的事情。我们的无限心,无法安顿在有限的事物上。
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找一找,能找到无限的事物吗?不能,构成这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有限的。于是一个结论来了,我们要想去安顿好那颗无限心,是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去安顿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超越现实世界,叫作“出世”。我们要早早地让下一代明白这个道理,先指引一条让他的心出世的路,从现实的利害得失中超拔出来。而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指引下一代去走过。
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告诫他们,现实是残酷的,因此利害得失要搞清楚,要学会在这世界上趋利避害,却从未想过要教他们另一件事——先出世,后入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入世的前提是什么?入的前提是出。你从未出过,谈什么入,你不就在世中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句普通中国老百姓都会说的话,恰好就是中国哲学的境界。
前些年,我到中国台湾考察他们的通识教育,向他们取经。席间,一位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看来,大陆现在是没有“文化”的。
我当时听了很不高兴,马上就说,我就是搞文化的。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大陆的社会生活现在是没有文化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这位台大中文系教授在跟我说什么了。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在哪里?很简单。
假如你办一家商店,从经济学角度看,追求利润的目标无可非议。但你除了知道这个目标以外,没有忘记在商店大堂的墙上书写4个字“童叟无欺”,这叫文化来了;
假如你办一所民营医院,同样是投资行为,但你没有忘记在医院门诊大厅的墙上书写4个字“生命至上”,这叫文化来了;
假如你办一所民办学校,有利润目标同样无可厚非,但你没有忘记在教学大楼的墙上书写4个字“有教无类”,这叫文化来了。
这个文化要想到来,前提是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先要有出世的精神,而后回来做入世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中国哲学,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如何安顿好自己这颗“无限心”。这就在根本上把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区分开来了。
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生问题,而西方哲学的主题是知识问题。这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考虑人生问题,而是它认为人生问题解决的前提是知识问题的解决。
所以西方哲学追求什么?追求人类获得客观、可靠和有效知识的方法。这是他们处理的中心问题,在知识问题解决后,顺带回答人生问题。
而中国哲学从公元前5世纪起步,一直发展到今天2000多年,一直是人生哲学,最高峰就是王阳明心学。
02
儒释道,
如何指点出路?
上面说到东周末年百家争鸣,后来许多学派衰退,以儒家和道家为主。
到了两汉之际,佛教来到中国。经过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到唐朝终于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让佛经说汉语。它意味着佛学思想的中国化。
从此,中国人生哲学分成三大块——儒家、道家、佛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儒释道3家,分别是如何指点一条出世道路的:
1. 儒家:无所为而为
儒家指点的“先出世而后入世”的路,简要概括就是一句话:无所为而为。
“为”就是做事情。人生在世,不能不做事情。比如你有两只脚就得走路、有一个头脑就得思考和学习。如果你有两只脚,偏偏不让你走路;有个头脑,偏偏不让你学习,这是对你很严重的迫害。
不做事的人生不能称为人生。但该如何做事?儒家概括出一句话“无所为而为”,它针对的是“有所为而为”。
我们平时做事情,如果从未有过出世的境界,做事情总有一个目标、目的,始终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看作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和途径的话,这就叫“有所为而为”。
因此“无所为而为”指的就是,我们并不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成是达成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和途径;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因为它本来就应该做、不做是不对的。
它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成某个有利于我们的结果。这样的人生,将永不失败。
举个例子,假定我发现上海杨浦区人口密集,但是缺医少药;再假定,上海就两家医院——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它们的医疗力量无法覆盖整个杨浦区。
我发现了这点,于是办了家医院。但由于我一不懂经济学、二不懂金融学、三不懂管理科学、四毫无经营企业的任何经验,于是我的这家医院开了半年就维持不下去了,只能收场。
请问我失败了没有?没有失败。因为我在这半年里至少做了这么一件事:救死扶伤。并且产生一个效果——提醒别人,这里真应该有家医院,于是让有本事的人来吧,他就当仁不让地来了;而我呢?当仁而让,没有失败。
我们能否跟年轻一代讲讲儒家的这个道理呢?什么叫永不失败的人生?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努力地去做某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去做。
我们甚至可以凭借经验和知识,提前知道做某件事的后果对自己是不利的,但我仍然去做,这叫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儒家出世精神和入世的统一。
2.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指点出世的路,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不是指不做事,而是不人为地做事。“人为”两个汉字合起来又是一个汉字,叫“伪”。伪就是造作。
道家反对人为就是反对伪、反对造作。造作为什么不好?伪为什么不好?
因为但凡是中国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立场,叫“天人合一”,只是儒家、道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的重点在人,后者的重点在天。
按道家的说法,人类生活的幸福都来自于天,麻烦和苦恼都来自于人自己。因此,从这个出发点出发,道家叫我们做减法,“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为的因素减得越干净越好。
以吃饭为例,人都要吃饭,这没办法,因为天道规定每个人都有胃。但是如何吃饭就彰显出道家的精神了,比如你偏要吃到法国大菜不可、非得餐餐美味佳肴,不然就叫没吃过饭。这就叫人为。
战国时期有个道家的人叫列子,他说过一句话“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我们看今天的中国人离开道家的精神多么远,充斥于市场中的各种保健品,全是什么贵之、爱之,但我们的肉体难道因此就“厚”了吗?
那么,按照道家的原则,吃饭该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是8个字“已饥方食,未饱先止”,这就叫顺应天道。吃饭如此,人生的各个方面无不如此,都要做减法。
从此以后,你带着这样的认识去读《道德经》《庄子》,要从这些著作里获得什么?指点。指点我们如何做减法,学习做减法的方法,最终要学会做减法的实践,顺应着去做,不知不觉你的行为就在天道里了,于是叫“无为而无不为”。
这是道家的出世精神“无为”,做事情不要去增加自己人为的目标、人为的企图、人为的期待。
什么是最好的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你不要自己定目标,天道已经把你的人生都规定好了,你顺着它走就行。这与我们的当代文明相去何远?我们现在要么不做事,一做事马上认为目标要明确,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要加以确定、加以坚持,立刻人为起来了。
3. 佛家:无心而为
佛家出世的路可以概括为4个字:无心而为。我们千万别误解了佛家,其实它也主张我们做事的。
此话怎讲?佛家告诉我们,人生在世,非做事不可。但你做什么事情,是有来历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
我有时也想,我也去做个钟点工试试,想是可以想,浪漫得很,但不可能轮到我做,因为我的“来历”规定我不能做钟点工。
但我也不要因此就得意,这只是因为我没资格做。只能做开口饭、教书匠、吃粉笔灰,这是我当做的事。
再比如,我做不了董事长,这是肯定的。假如我现在还在想,我本来应该早点下海,那今天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说不定有我王德峰的名字。如果我今天还这么想,我就是多么愚蠢。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和各位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带着东西来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二年报名参加。当时我在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里做工人做得好好的,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一份工作。但我还是要高考。
我父亲支持我不断求知上进。但他没想到,在我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写了哲学,然后他就找我谈话了,问我为什么要报考哲学专业,不是听过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我应该去学一门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将来有本事在身上。
我是这么回答我父亲的,我就喜欢“空”的学问,越空越好,唯恐其不够空。为什么我要学哲学?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起来比较容易,要学就学难的。一本哲学著作,我打开来看,如果其中10句话里有9句我都看不懂,我认为这是对我智力的严重侮辱,所以我要学哲学。
我父亲看我是个年纪蛮大的孩子了,就让我自己做主,他也就算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后来才明白,这是业力规定的。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间都带着业力,我带来的业力规定我就是去追求那个“空而又空”的学问。
所以,为什么偏偏在我“贩米”的心理产生了一个要读空洞学问的愿望呢?这个愿望是我让它产生的吗?没有这回事。
我们有这个愿望,还是有那个愿望,其实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某个愿望来了后,我们去选择实现它的道路,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点自由。
至于什么愿望来到我们心里,这不是我们的自由,它就这么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业力来,我的活你干不了,你的活我也干不了,各自的业力不一样,先要明白这个道理。
各位可能会说,你王德峰相信这一点,还算是哲学老师吗?你在讲迷信呢?拿出点科学证据来。我告诉你,拿不出来,确实没办法给出科学论证,这件事超出科学思考的范围了,全凭我们的悟性去领会。
因此佛家告诉我们,人这辈子来到世间,非做事不可。为什么?做事就是消业。因为你是带着业力来的,这是你躲都躲不了的事情。
由于做事是为了消业的缘故,所以我们不求结果,最好没结果。如果它有了结果呢?很可能旧业未消,新业又来。
但是做事怎么可能没结果呢,佛家也看到了,只要做事一定有结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结果跟你没关系,这就不是你新造的业了,所以叫“无心而为”。
“无心而为”并不是教我们不要认真做事,而是事情一定要认真做,但心别上去,对它的结果不关心,甚至暗中期待它没结果。
禅宗把佛家的精神表达得特别好,叫“出心不出世”——事情是不能拒绝的。该你做的事,你怎么好拒绝,那就把它担当起来吧。为什么?消业。但记住,心别上去,要“出心”。
所以有个禅宗祖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丝纱”。
什么叫咬着一粒米?我非得吃某个东西不可,否则不叫吃饭;我一定要穿品牌衣服,否则不叫穿衣服,那叫挂着一丝纱。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始终回答一个问题——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
第一步是什么?出世,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超拔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它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被安顿好。
但中国哲学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年轻一代没有在中国哲学里走过“出世”的路,我们遗忘了那颗心,只知道头脑的事情。
03
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
接着,我们讲下一部分——心学。儒家说“无所为而为”,道家说“无为而无不为”,佛家说“无心而为”,把三者结合起来,就到了宋朝和明朝的心学。
我们要先搞明白,什么是心学?心学不是心理学;心学开端于谁?孟子。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心”。孟子认为,人心有4个方面的善端。道德的根源在人心中。
这样一来,荀子就跟孟子争论关于人性的问题: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
为什么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的论证逻辑很简单: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必有自保的本能。比如我们都有一个胃,饿了就需要食物。但倘若食物有限,会怎么样?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争夺、一定会有利益纷争,所以他认为人性本恶。
但人比动物聪明一些,知道在利益争斗之中,双方可能会同归于尽,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人类的聪明让人发明了道德。
什么是道德?就是把利益纷争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以避免社会解体的结果。
我们遵守道德,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让利益斗争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因此荀子认为,道德从哪里来?来自人的智力水准比动物的高,可以预先避免同归于尽的结果,从而发明了道德规则,这是荀子的学说。
而孟子认为道德来自哪里?我们的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心的4个善端。但这个“心”字,该如何翻译?
比如假设用英文翻译,译成Heart,它完全可以指什么?心脏,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那能不能翻译成Mind呢?仍然不可以。Mind是意识状态,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所以孟子的心学既不是心脏学,又不是心理学,他讲的那个“心”既超生物层面又超心理层面。
很多人认为孟子和荀子的争论,永远没有答案。但其实绝非如此。当荀子讲人性本恶时,他讲的人性是什么?是生物心、自然心;而当孟子讲人性本善时,他讲的人性是生物的、自然的吗?都不是,是超生物、超自然的,叫“心”。
所以这两个思想家的争论其实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荀子在生物学层面,而孟子在心学层面。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孟子所说的“心”是否存在?要是请孟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他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但我们可以为他做一个论证,他所说的“心”是存在的。
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在路边摆摊,她的食品铺里有面包、苹果等。这时,迎面走来一群饥肠辘辘的小伙子。
若是按自然界的法则,这老太太得赶快逃跑,因为她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抵挡得住这一批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呢?但老太太没逃,反而安然地坐在那里。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来了一群动物,因为他们都有胃,对她的食品有需要;但她同时知道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来的是一群什么动物?有心的动物。
所以他们来到食品铺面前干吗?不是来抢东西的,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另一种只有心才能够认知的东西,叫Money,然后跟她进行商品交换。这就是孟子讲的心。
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什么?人有心,这就够了。假如把孟子讲的心拿掉,还有人类社会吗?我们就在动物界里了。所以孟子何须我们再为他做辩护呢?不需要。
人因为有心才能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比如,你把100块钱拿在手里,在狗面前晃,有意义吗?它就闻闻看有没有肉的香味。100块钱是社会存在物,唯有孟子讲的心才能让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如何而来,否则我们就叫自然存在了。
孟子
孟子学说最精彩、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出这个心。他举了个例子“孺子入井”,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必定让我们生出什么心?怵惕恻隐之心。怵惕就是惊恐,恻隐就是哀痛。
孟子就说了,你之所以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救这个小孩,不是想要跟他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想要通过拯救他的这个行为在乡邻乡亲那儿获得好名声,更不是为了避免不救他、自己的名声就不好了,并不是出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怵惕恻隐之心起来了。
我们跟这个小孩是两个不同的人,我有我的肉体,他有他的肉体,这叫“形骸间隔”;但当你看到小孩掉到井里,怵惕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这个心一起来就把形骸间隔突破了、打通了。这时你跟这个小孩就连为一体了,叫“仁心感通”。
那么假如非我同类呢?比如鸟兽发出哀鸣,你也同样会产生恻隐之心;植物花草呢?王阳明讲,如果我们看到花草被无辜地践踏,也会生出悯恤之心;花草还算是有生命的存在,那么没生命的呢?比如瓦石被无辜地毁坏,我们也同样会生顾惜之心。
这些都叫“一体之仁”。所以仁心发动,感通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中国的宇宙观从而也就来了。宋朝思想家陆象山说了一句话,“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
西方人给出一个科学的宇宙,而中国人给出一个道德的宇宙。按照中国的宇宙观,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而生命趋向于生命情感。
因此,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才是合适的,我们的仁心感通万物,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西方哲学发展成西方科学,于是要征服改造世界、征服改造自然,最后开始受报应。
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出那个心来了。今天这个文明、这个社会状况已经被遗忘的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指的不是西方哲学所认为的理性认识能力,那是头脑里的事情,而指的是生命情感。
用头脑去认识外部世界,然后头脑以它的理性帮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趋利避害,这种趋利避害的道理是在心之外的理。
可怕的是,今天的文明到处在用“心外之理”。差别在哪里?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跟我说,炒股票有个融资融券,股票市值达到50万元就可以借用杠杆,让你借钱炒股。
这种融资融券的方法是用金融学推论出来的理。但假如我们用这个理来做事情,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在引诱你,让你去借钱赌博。我们完全可以赌输到什么程度?跳楼。
所以我听到后,就跟我朋友说,这叫心外之理。你抛弃了你的心,取出一个理,这个理将伤害我们的生活、在根本上威胁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心学,会知道“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要认识到理都在自己心里,在心里站不住脚的理叫“心外之理”。
有人可能会反驳,它不会威胁我们,因为我们聪明并且有足够的技巧。这其实依然还是在心外讲这句话。
我们一旦跟着心外之理走,结果会怎么样?叫作“心之亡失”。中国人今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每去信心外之理,于是跟亲人的关系处不好、跟同事的关系也处不好,人人彼此互相防范、互相争夺利益,并且振振有词。
当父母跟他的孩子对簿公堂时,不管谁胜诉了,谁都不会有幸福。你在法律上战胜了父母,或者父母战胜了你,会高兴吗?只会心痛。因为走的是心外之理的路。
因此王阳明用了一个词:良知,“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为什么王阳明讲“心即理”,听起来似乎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是吧?但这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是从孟子那里来的。
孟子说,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原话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意思?做学问就一件事——找回已经亡失的心,把它再求回来。
以养鸡养鸭打比方,我们白天把它们放出去,到黄昏时还记得把它们找回来。但偏偏我们的心放出去了,却不把它找回来。如果我们把它找回来就叫“学问”。
但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基本上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心学,倒是荀子学说大行天下。它是对孔子学说的另一种解释道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道德就是限制利益争斗的规则,让利益争斗被限制在合适范围里。
这套规则叫什么?礼仪。所以荀子学说的核心观念:以礼治国。他抓住“礼”来谈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比如中国人以前彼此相遇要拱手作揖,现在我们就用西洋方式握手,有时甚至手都不握,讲话直截了当。
但荀子学说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可能礼仪遵守得很好,但心中并没有仁心,于是会演变成表面上恭敬有礼、温柔敦厚,但其实是把道德规则当作一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人格叫“乡愿”。
因为荀子让我们相信,“道德在人心中”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因为头脑的聪明,发明出了限制利益斗争的规则,然后我们遵守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益。
荀子学说养成中国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性的病症“乡愿”:人们遵守道德规则不是出于内心自觉,而是出于利益考量。
04
烦恼即菩提
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中,理解他学说的人非常少,所以孟子心学就被淹没了,到后面被中国人重新把它记起来,当中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禅宗。
禅宗就是用佛家语言说的心学,原则是16个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成佛是所有佛教宗派的共同目标。但成佛的道路是什么?成佛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佛在哪里?其实我们人人都是佛、都有佛性,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所以修佛的道路就是“直指人心”。因为人人都具备佛性,所有学佛不用到心外去求,但由谁来见性成佛、见者是谁呢?心。
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和尚,叫僧肇,他写过一篇《宝藏论》,里面这么说:
有一个人来到金库,里面有种种金器,比如金戒指、金项链、金碗、金筷子等。这个人看到种种金器后,僧肇描述他是“不睹众相,常观金体”。
金戒指跟金项链的差别,是不是“相”的差别?从而金戒指不同于金项链、金碗不同于金筷子。
但这个人在金库里看到的是什么?金子本身,把相与相的差别都消解掉了,叫“不睹众相,常观金体”。这个比喻很重要,不是看不到相,而是不为相所惑。
一般来说,我们看世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相”,比如,你背着LV包向我走来,我一看你的是世界顶级品牌包,然后我再看我的包,它简直不是包。
你的LV包是一个相,我的包也有一个相。你的包比我的价值昂贵得多、质量也好得多,这是事实,没有问题;但你的包再昂贵、质量再好,也绝不妨碍我的包还是包,这叫不住相,我看到了包本身。
当我们看到LV包和普通包之间的差别时,是用什么来看的?看到包本身时,又是用什么来看的?可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的。此心一来,就叫“常观金体,不睹众相”,禅宗就抓住这点来修心。
《金刚经》中的8个字是它的思想核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住”是什么意思?住相;“相”就是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事物或人,都区分出高低贵贱。
如果停留在这种区分里,就叫住相;不停留在这里边,本心起来,就叫“而生其心”,也就是这颗心见了佛性,就好像那个人到金器仓库看到金子本身。
再问第二个问题,金子本身可能单独存在吗?不可能。金子本身叫晶体,它只能在不同器物里存在。若是想脱离种种器物,另寻一个金子本身,可能吗?不可能。
它又说明什么道理?别把佛性从现实世界中抽出来,希望它专门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看见,就好像金子本身总是在不同金器里存在一样的道理。
所以修佛不要离开现实世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离开现实世界去寻找最高智慧“菩提”,就好比要求只有耳朵、没有角的兔子长出两只角。
很朴素的话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两层意思:
第一,要摆脱众相对你的迷惑。这步叫“常观金体”,出世了。并且还要回到世界中来,要求金子本身也要在种种“器物”中求;
第二,禅宗教我们用什么来修行?拿烦恼来修,烦恼即菩提。人世间充满烦恼,所以叫灰尘的世界,但别把灰尘拒绝了,因为烦恼来自此心。
如果没有心,就没有烦恼,只有肉体痛苦。所以烦恼来了,不要拒绝它,因为它跟我们的智慧来自同一个根源“心”。
所以“心”有两种用法,一是用出烦恼来,二是用出智慧来。
烦恼证明了我们的无限心。因此,烦恼就成了修行的材料,这是非常自信、勇敢的修行方法,叫禅宗。
就“如水遇风”,一片水域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风呢?风一来,水面就不平静了,那就是烦恼来了;但你不要跟着烦恼走,烦恼是水的波纹,其实水还是水。
水的波纹起来或下去,都不会增加或减少水。大海的海面每天都汹涌澎湃,但大海的总量是增多还是减少了?不增不减。所以禅宗要我们抓住烦恼来修心,因为烦恼来自于心。
上面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每每被我们丢失,再把它求回来。比如在孩提时代,本来有颗童心在我们身上,但慢慢长大后,知道在这世上要学会趋利避害,进入人生所谓的功利境界,从而童心泯灭。这就是心之亡失。
然而,人生也就不自在起来,就像中国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我们现在教育下一代的方式,是让他们早早地不自在,在幼儿园阶段就要设置算术题,最好进的还是双语幼儿园,到了小学要学奥数。
早早地把我们的孩子推上人生竞争的舞台,让他们知道利害得失,知道自己的前程如何取决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手段。这时,要让他们找到丢失的那颗心,再把它求回来,很难。
他们到了要去求那颗心的时候,大概是30多岁左右,比如80后,他们就正在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反思自己的三观问题。我是80后的父母,凡是80后几乎都是50后生出来的,而50后对80后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债务——精神上的债务。我深深地感受到这点。
我们下一代最缺少的不是知识、不是技巧、不是运用逻辑和符号的能力,而是缺乏人生的基本信念。
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我们脱贫、发财了,但40年过去,我们留给下一代一个怎样的社会状况?我们是否曾经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教育中缺失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追求卓越,但失去了灵魂的卓越。
年轻一代中现在最痛苦的是白领,他们一方面想上升到资产阶层的队伍中去,又随时害怕落到无产阶层里去。这个阶层的心理状况普遍极坏,焦虑或者抑郁的发病率极高。这绝非虚言。
我旁听我儿子的同学聚会,发现他们十个里有八个有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怎么办?先是寻找心理医生,开始教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一开始有点效果,后来就不行了。几次不行以后,心理医生最后一招在他的口袋里,叫做药,从此患上药物依赖症。
根本问题在哪里?心。他们最需要的是心学,而不是心理学。什么叫心学?改变人生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事。他们的人生态度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他们只是受制于这个时代的驱迫,时代把那些价值标准、成功目标全部压给他们了。
有人曾问我,王阳明心学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就是。
我们能不能还我们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像王阳明临走前留下的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那样的中国人。不管周围怎样黑暗,我们的心依旧光明。
(下篇见今日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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