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重读《盐铁论》，风物长宜放眼量

笔者加入的两个群，最近呈现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历史专业的群，连续三天都在讨论抗日战争中阳明堡战役八路军摧毁了４架还是２４架日机，炒得一塌糊涂，人身攻击都已被祭出。另一个群，一群金融、法律专业人员的交流群，这几天的话题都是政府追缴社保、提高合伙制私募基金税率。

对比之下，一个是充满书生气质，一个是对现实和社会的焦虑。两派人员，因其专业背景、个人经历的不同，关注的问题、探讨的深度，差异也是非常巨大。作为早已“告别历史”的曾经的历史人，对于一群历史学人这种无关痛痒、无关宏旨、无关现实的琐碎事实的讨论，心生厌恶与鄙夷。历史研究如果陷入这种琐碎且无意义的考据，也就只是为兴趣而研究、为研究而研究。历史的功用，实在是被狗吃了。冒着被黑的风险，果断在群里甩出一句“都几天了，还在吵多少架飞机。风物长宜放眼量，劝君睁眼看世界”，赶紧走人。而第二个群的话题，则是今天主题的源起。

提高合伙制私募基金税率、修改个税起征点、追缴社保欠款并提高缴纳基数，最近一连串的政策让人眼花缭乱，从各方看到的表现和情绪都是焦虑与担心。最近关于减税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消费的呼吁，也越发流行起来。如果孤立地看这三项政策，的确会让人很难揣摩，不知政府用意，或者对政府的动机存疑，但很多人其实忘记年初一件非常重要事件：修宪，取消连任限制。修宪、援非、调整税收和财政政策，这一连串的背后，或许存在者一种宏大的布局或战略安排。我们学历史的，常说的有两句话，想想还是蛮有智慧的：第一句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第二句叫“历史是不断重演的”。当我们去回顾历史，一定会发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类似的故事其实早已发生。

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在大将军霍光的授意下，召集各郡国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行了一次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会议，史称“盐铁会议”。辩论双方就一代雄才汉武帝年间的盐铁专营、均输平准、货币政策、边关军备、边疆屯垦、人事制度等各方面进行了细致地讨论，最终形成《盐铁论》一书。辩论双方中的桑弘羊，是汉武帝扩张战略及大国战略的鉴定拥护者，面对儒生历数盐铁国营、全面扩张政策的罪恶，桑弘羊提出了中国历来政府或统治者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只指要害：

１、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请问钱从何处而来？

２、一旦遇到战争、灾荒急需用钱，国库空虚，如何处置？

３、如果中央不把财源握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实力膨胀，，如何处理？

桑弘羊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１）国家没有财政收入如何保证稳定发展？（２）国家不进行强力控制如何确保统一安定。但他隐含了一个问题：没有钱与权，国家如何实现自己宏大战略？前面稳定与统一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国家战略实施的基础。根本的，在汉武帝及其拥趸的观念中，国家的存在，必然有其根本的战略与目的，而一切的政策安排，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与目的。

桑弘羊之问，实则是对汉武帝年间国家动员、抵御匈奴、开疆拓土政策的总结，是对汉武帝路线的一种遵循与依赖。在春秋战国的持续战争与动荡中，国家为了存续与发展，必须建立起广泛的动员机制，对全体民众进行牢固的把控，集中一切社会资源和财富，在列强争霸中求得生存。所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是在列国争霸的历史进程逐渐形成的，在秦汉统一战争和抵御匈奴、对外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逐渐稳固，最终形成谭嗣同所谓的“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关于该观点，前期我在本号推文《利出一孔》中也做了论述：

“早间与朋友喝茶，聊到‘利出一孔’这一句。本出自《管子·国蓄》‘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战国时《商君书·弱民》又提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即天下荣名利禄，均自一处而来、一处而得，民众仅赖此而活，弱民、愚民，则能有效管控和动员，国家自然强大。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一孔之利，即为‘农战’，社会生活的主题，就是农业生产和国家战争。

农以蓄财，战以强国。农战的思维，一是将社会生活的主题固定化、简单化，除了农业生产和战争，民众不需要关心其他事情，也不能参与其他事情，一切为了国家战略，一切依赖于国家战略。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越是复杂，行政管理成本自然越高，对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也要求更高。社会结构简单化的结果，是行政管理难度的降低，国家机器可以高效运转，行政管理的成本极低。

辅以军功爵制度，民众的社会地位、财富、土地、名誉，均与农战相捆绑，能够快速、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秦国快速统一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社会动员的广泛性、持久性，都较六国要强大许多。社会动员能力是强权君主实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汉武帝时代，能够与匈奴在短期内进行持续较量，除了汉初七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外，国家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西汉的爵本位制度，即‘一孔之利’的出口，民以军功授爵、纳粮授爵，爵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和来源。辅以里甲制度，国家权力从中央直达每一个家庭，权力‘一捅到底’，任何人都难以逃脱。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王权不下县’的观念，在秦汉社会其实并不适用，国家的控制能力，与我们的理解和想象，相去甚远。”

汉武帝作为雄才大略之主，当然不只是希望享受富贵，所以其志向远大，在即位之初已开始显现。在于匈奴的对抗中，汉武帝逐渐发现，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力量，并不能实现他的抱负。通西域、却匈奴、收南岳、抚西南，这些都需要流水样的钱财和巨大的人力物力。国力枯竭，必须扩宽财源，《史记·平准书》记载“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兴利之臣，简言之即为国家提供或寻找财源的官员。细读《平准书》我们会发现，《盐铁论》所述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各项政策，是在对外战争和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汉武帝竭尽民力，终于开创一代伟业，但其其晚年，则陷入“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境地。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被拴在了国家的巨轮上，被无情地带动、碾压，难有自我选择的机会。

重读《盐铁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再回头看当下，或许能有不一样的体会。历史往往歌颂盛世，歌颂盛世的功业与繁华，歌颂缔造盛世的巨人与伟业；但却忽视了底下累累的白骨与鲜血。无论是汉武帝还是秦始皇，千古帝王，背后都是万姓枯骨。战略与雄心，后世人看来，是个好东西；当事人看来，还不如一顿白馍馍，一碗小米酒。

《论语·颜渊》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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