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犹太民族凭什么主导世界？

《先声》·第２期

有人说，在以色列，创新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也有人说，大多数人为了成功而创新，但以色列为了生存而创新，它没有水资源，却是向欧洲出口水果蔬菜最多的国家之一，它不生产汽车，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技术……

而作为世界上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族之一，犹太民族涌现了大批世界级科学巨匠、思想和艺术大师、顶尖级政治家、卓越的外交能手、顶级企业家、投资家和银行家等等。可以说，犹太人的左手拿着巨额的财富，右手捧着智慧的宝典，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什么是以色列？为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何能成为“天选之人”？这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２０２３年６月，正和岛带领４０余位企业家前往以色列，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学，深入探究以色列的历史与未来、创新密码与底层逻辑、企业特色与企业家精神等主题。

在回国前的复盘会上，此行导师、经济学家向松祚发表了精彩演讲，并接受了正和岛总编辑陈为的访谈对话。本文根据现场内容整理，诚挚推荐品读。

口　述：向松祚　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

编　辑：微澜

来　源：正和岛（ＩＤ：ｚｈｅｎｇｈｅｄａｏ）

０１

犹太民族有３大精神内核

先简单聊一聊犹太民族的精神内核。任何民族的精神内核当然都是非常丰富的，犹太民族尤其如此。我简要谈谈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且崇高的信念。

犹太人自称为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担负了最崇高的使命。

全部《圣经》尤其是《旧约》都是讲上帝如何和犹太民族订立神圣的契约，上帝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告诫犹太人必须遵守与上帝的约定，上帝多次以神奇的手段挽救犹太民族。

这些故事在外人看来是神话传说，然而真正虔诚的犹太人认为那就是真实的历史，是上帝挑选犹太民族为自己子民的神圣证明。

被上帝选中或“上帝的选民”是什么意思？那就不仅仅是活下来，而是要忠实虔诚地侍奉和敬拜上帝，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

如果你们仔细看《旧约》的话，就知道这个信念始终支撑着犹太民族，是犹太民族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灵感源泉。最精彩的故事莫过于《出埃及记》。

犹太民族在埃及为奴长达四五个世纪，依旧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最后由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摩西率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全部计划和具体行动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实际上就是上帝直接指挥的。

相信、信赖和敬畏唯一的上帝，坚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子民，成为犹太民族最坚定和最崇高的信念——世界上似乎从来没有其它民族像犹太人这样如此虔诚和坚定地相信，认为上帝选择了犹太人，让他们来完成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为人类规定的命运。

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独特的，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成就，首先就要深入理解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情感。

当一个人、一个民族，有了一种极其崇高的、极其坚定的信念后，世界上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败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真正摧毁它。

犹太民族历经磨难，失去故国长达两千年，被迫流浪到地球各个角落，可是他们无论到哪个地方，都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为人类文明的所有方面做出了超乎想象的贡献。

有一位哲学家讲过，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民族和人类从未真正系统深入思考过活着的意义。我们人类为什么活着？人类与猪、狗、牛羊有何区别？我们人类是否有区别于动物的更崇高的使命？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和目的？

只有极少数民族和人类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思考，比如我们中华民族，还有印度人、古希腊人和埃及人等等，都对人类的命运和本质有极其深刻和系统的思想体系。

然而，能够非常明确，并且毫不犹豫地认定自己民族的使命就是完成上帝创造人类所赋予的使命，可能就只有犹太民族了。他们的使命简单、明确和直接，毫不犹豫。历史自有其目的，人类自有其命运。这就是犹太民族的坚定信仰。

而这也就决定了犹太民族的第二个精神内核——高度的理性。

犹太人从不迷信，从没有偶像崇拜，更不迷信人世间有什么不得了的神仙皇帝。在犹太人看来，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能掌握最高的真理，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发现所有的真理。能够掌握最高真理和所有真理的，只有上帝。人永远在探索无穷真理的道路上，没有止境。

这种高度理性的认知其实是世界上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哪怕是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然而即使到了现在，很多人还是会相信一些迷信的东西，缺乏一种坚定的、明确的、全方位的理性精神。

很多人特别崇拜权威，相信所谓的神仙皇帝，而自己却懒得去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内在真理。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我们的理性思维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爱因斯坦曾经强调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就是有一种从不妥协的理性精神，也就是要始终追问下去，犹太民族从不相信什么权威可以垄断所有真理。

犹太人有一部智慧宝典《塔木德》。《塔木德》中有一句话：“当危机出现，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法规时，要不顾一切地战斗，即使面临强敌也要战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种战斗包括思想等一切领域的创新和颠覆。

犹太人高度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没有任何的迷信，没有偶像崇拜，不迷恋任何的权威。他们更是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无穷真理的不懈探索，他们敢于对以往的一切知识、思想和科学体系提出质疑，敢于颠覆一切，尤其是在已知的知识积累基础上不断向前求索。

第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完美结合。

纵观犹太人数千年颠沛流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犹太人始终拥有一种高度乐观的精神状态，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犹太人们都相信会迎来美好的未来。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同时也非常现实，非常乐观。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

《旧约》圣经的许多故事充分彰显了犹太民族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提到，在上帝的帮助下，摩西带领犹太人摆脱奴隶的生活，前往上帝“应许之地”——迦南，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

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走进了沙漠，开始了漂泊生活。途中，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在偌大的书珥旷野走了三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尽管是这样，犹太人们可能恐慌，也可能抱怨，但也没有选择放弃。即使在最悲惨的时候，也相信上帝的承诺，选择前行，最终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到达了迦南。

可以说，犹太民族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乐观的精神，心中充满无限希望，他们才能生存下来。对于犹太人来说，勇气和希望深深地埋藏在他们心底，任何人都无法夺去。所以，他们一直乐观向上，纵使遭遇世间最罕见的苦难磨练也坚强无比。

０２

犹太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简要谈谈犹太民族的精神内核之后，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精神和理念如何塑造了犹太人的思维方式，谈谈犹太民族思维方式的独特性。

第一，敢于质疑。

这次我们到以色列访问，很荣幸能够听到张平教授关于犹太人思维方式的分享课程。张平教授是特拉维夫大学的终身教授，也是山东大学的兼职教授，对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源流发展有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

他以“平行逻辑”一词来概括犹太民族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启发性。所谓平行逻辑，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无限的可能，都有无限的真理，对事物的每一种可能解释、每一种可能真理（任何真理都是暂时的，只有上帝本身才是绝对的）都是相互平行的。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某个人的思想和想法就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我们不能盲目崇拜某一种思想和真理。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挑战现有的真理，去探索新的真理，去寻找新的解释。

举一个例子，譬如人类对宇宙运行内在规律的认知，从古至今，有很多说法和解释，从古代社会的各种猜测、托勒密体系、地心说、哥白尼日心说，再到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些解释都各有道理，但都不是绝对的、最后的真理，未来人类肯定还会提出新的宇宙自然理论。

科学和思想的进步永远没有止境。

所以犹太民族具有一种深刻的质疑精神，他们对犹太经典包括《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要质疑和争论不休，甚至对上帝本身也要争论和质疑，更不用说世俗的真理和个人了，都是质疑、怀疑和挑战的对象。

张平教授以平行逻辑来概括，非常有启发，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犹太民族确实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如果要在世界上找出一个民族，能够真正体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我认为只有犹太民族。并且这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后来影响了世界上的几大主要宗教，譬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读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这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书，你会发现那些想象力和思想的冲击力是非常惊人的。它们都受到犹太民族古老文化和历史的深刻影响。

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部分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故事，其讲述的就是从上帝创造一切，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再到公元前一世纪的故事，前后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间；《新约》则是讲耶稣一个人的故事。

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也是一件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犹太民族的历史故事、文化传统、思想理念、精神力量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和整个人类。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塞尔·柯克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美国秩序的根基》，作者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追寻和阐明了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建国理念，从终极根源上讲，其就是起源于旧约《圣经》，起源于耶路撒冷。

张平教授讲的“平行逻辑”，即每个人思想上都要高度的独立，即使他们有家庭、社区、组织和国家等纽带的连接，但每个人内在思想的高度独立并不从属于前者，不是说我进入一个组织或者企业或国家，我就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永远是人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

坦率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欠缺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也出过很多英雄豪杰，有过很多了不起的思想和文化创造，这不容否认。但总体来看，我们还是缺乏一种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能力，尤其是缺乏那种顶级的原创能力。

张平教授在他的分享里，提到犹太民族两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一个是他们对人类所有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远远超出他们人口占人类的比例；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犹太人的很多贡献都是一种“范式颠覆”式的贡献。

什么叫范式颠覆？就是创造完全不同的东西，颠覆前人的范式。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从０到１”。

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中国人从０到１的贡献不多吗？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人总体喜欢模仿、从众和跟风。四无傍依、昂首阔步、戛戛独造、天马行空……这方面我们确实比较不足。

比如，从教育角度来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曾讲过一段话，说中国人很重视教育，我们也很重视教育，但两者之间有一个细微却关键的差别。

中国的小孩们回到家，他们的父母会问今天在学校有没有调皮捣蛋，有没有听老师的话；而犹太人的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常问的是“今天有没有问一个问题把你的老师难住，挑战你的老师”，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和教育方式。

中华民族其实是比较缺乏质疑精神的，多数老师都是照本宣科，即使老师讲得不对，甚至胡说八道，敢于质疑他们的学生也是少之又少。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质疑精神，又怎么能去挑战旧事物、创造新事物呢？再夸张点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质疑精神、创新思维，这个民族又有多大的希望呢？

第二，做最困难的事才是最容易的事。

这是犹太智慧宝典《塔木德》里面的一句话，是一个智慧的辩证法。无论是思想、理论、艺术还是商业、技术，如果我们总想做那些容易的、大家都能做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竞争力。

只有努力做最困难的事情，一旦成功了，别人就很难超越和模仿，就是今天企业家们喜欢说的“护城河”。犹太民族的很多创新都是独创的，初看起来都是最苦难的事情。

以色列从建国以来做出的很多创新，都是从０到１的。他们不会说看到某个东西很不错，就直接复制、抄袭过来，而是选择从无到有，选择突破。

犹太民族的智慧就是，做最难的事情其实就是做最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越难的事情，做成的人越少，这样，一旦做成了，便意味着没有竞争对手，就好比自己一个人独占一个大蛋糕。

相反，越容易的事情，反而做的人越多，这意味着你有无数个竞争对手，做最容易的事其实是在走一条最难的路，成功概率反而很低。

这次我们访学以色列，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参观之一就是到佩雷斯和平和创新中心学习。那里展示了以色列建国以来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创新，都是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创新，都是看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

第三，始终追求颠覆式创新。

需要再强调一下，犹太民族的“范式颠覆”式创新和创造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科学、思想、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犹太民族对人类几乎所有文明领域都有划时代的、颠覆式的创新和创造。爱因斯坦不用说了，大家都熟悉，弗洛伊德、马克思也许大家更熟悉。

再比如杨振宁先生曾经几次谈到的一位大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是犹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是量子力学领域非常重要的开创性人物。

杨振宁曾这样评价他：他的一切想法，他的一切言行，他的学术工作都是与众不同的。他在美国能自由和充分发挥自己的各种才华，因为美国允许这样的人发展。

杨先生说，假如费曼生在中国，他不是被关进监牢里去，就是会得神经病，或者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有一本科普读物就是写费曼的，书名叫《别闹了，费曼先生》。

这种颠覆式的人物可说数之不尽。譬如还有一个犹太科学家叫泡利，物理学里面有一个“泡利不相容原理”就是他搞出来的。

泡利最喜欢挑刺儿和苛刻批判别人的工作。据说他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圈子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自己的工作没经过泡利的苛刻批评，绝不能算正式完成。

杨振宁先生回忆说，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的报告时，便被泡利连续不断地“骚扰”，非要问杨先生当时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以至于杨振宁一度不得不停下演讲。

这样的情况如果放在中国人身上，你会发现这种人是很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会被排挤的，但是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冒犯了别人，他们反而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是必须的，大家就是要坦率地相互质疑和批判，否则怎么进步呢？

张平教授谈到，犹太民族“平行逻辑”思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和人可以和谐共处、非常融洽，不会因为你严厉地将我批判得体无完肤，我就对你怀恨在心、不理你、报复你。

相反，如果一个大学、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声音，犹太民族觉得那才是最难受和最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孔子倡导“和而不同”，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比我们深刻得多，也包容得多。

０３

我们能从以色列学到什么？

最后，我想简要讲一下这次以色列访学的启示。

第一，始终乐观。

当下，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极具挑战的时期，很多数据都表明，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没办法持续下去，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大部分行业的赚钱效应都在衰减。

但是，无论是对未来的情况，还是对国家的发展，我们都要保持坚定乐观的精神状态。

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悲观了，做学问的不写文章也不写书，做企业的也放弃了做大做强，放弃了投资，大家都不再思考、不再努力，像行尸走肉一样躺平，这是不合适的，是不行的。

真正了不起的成功往往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取得的。

犹太民族几千年的生活环境总体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们在每一个角落都做出了令人吃惊的贡献。

像１７－１９世纪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就只能居住在一个非常窄的街道上——所谓犹太社区。犹太人只能住在这个社区，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公务员，不能当军人，居住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辛。

但不少犹太人就是在特别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顽强努力，取得了成功。

最著名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就是居住在法兰克福那个犹太社区里，后来经过几代人努力，成为欧洲和世界上最显赫的金融巨头。

犹太复国运动的历史就更是如此，在几乎毫无希望和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犹太民族从不放弃，最终成功恢复故国。

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一定要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不要以为没事可做，其实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致力改善我们国家和民族。

第二，一定要专注。

做企业你能扎下去深耕，能做到别人没有办法超越你，这是最重要的。

前一段时间，我很荣幸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一起交流，他说美国极端遏制和扼杀华为，要把华为“打死”，但现在华为不仅没“死”，还活得很好，越来越好。华为怎么做到的？

任老板说他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准备。怎么准备呢？就是始终致力向世界科技最前沿领域发力，始终致力向最困难的科技领域发力。

西方人不是觉得中国人做不出来吗？我们就一定要做出来，把别人以为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做好。

任老板说，我宁愿华为不上市、不分红、少分红，也要把钱拿来招聘能做这些事的人。

现在华为每年花很多钱聘请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等等，因为任正非先生坚信，聘请这么多天才，花这么多钱，一定会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来。

任正非先生经常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那这个国家就不得了了。

这就是专注的力量。只有高度关注，始终如一，才能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努力做最困难的事情，而且做到了极致，这样别人就没办法超越他们了。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去做最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那就是了不起。

面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和长期转型，我认为企业家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不是去扩张规模，而是要学会聚焦和专注。

今年的中国所面临的经济转型，我相信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过去那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可能很难再出现。但我们必须要适应，其实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经济转型这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

我简要讲一讲日本如何经历经济转型：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日本是经济高速发展期，但到了７０年代，尤其是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决定减少石油产量并向非友好国施行禁运政策。油价迅猛上涨至过去的４倍。日本国内物价开始疯狂上涨，依赖石油进口的钢铁、化学、造纸等重工业遭到巨大打击，日本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亏损。

盛田昭夫（日本索尼创始人）曾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提到，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期间，日本的企业家包括他自己都是惶恐不可终日。

但也就是在这场危机中，所有人都痛定思痛，找到了应对经济转型的办法。盛田昭夫将日本企业和经济转型的策略概括为四个字——轻、薄、短、小，就是为了节约能源、节省原材料和降低成本。

尽管在八、九十年代，日本又犯了一个大错，搞出了房地产泡沫事件，后来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遭受长期的停滞和衰退，后来有人将日本这段时间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企业家和学者如何看待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呢？

２０１９年我到日本讲学，有幸与日本的企业家、官员和学者交流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令我有点吃惊，他们说房地产泡沫及其后来的破灭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并没有像外界所说的“失去的三十年”那么严重。

他们认为泡沫破灭是个好事，日本房地产泡沫或股市金融泡沫破灭之后，大家都安静下来了，不再那么狂躁和追求纸面财富了。

日本人安静下来之后做什么呢？就是致力于经济的质量提升，致力于做精，特别是是致力于原创科学研究，致力于精益求精。

你看过去２０多年来，日本每年都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些年，日本获得的诺贝尔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所以，安静下来，追求最重要的事情，做最困难的、长期的事情，是大好事。

现在很多人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担心经济衰退。换一个角度看，房地产泡沫破灭不一定是坏事，破灭了，大家才能安静下来做值得做的事，追求长远发展，做真正有长期价值的事。

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人类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０４

对话环节

陈为：刚刚听向老师的分享，一直很好奇，今天大家经常提的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认知，是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关键要素是世界观，向老师最早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后来又到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您是如何塑造这种放眼看世界的视野的？

向松祚：我是幸运的。如果大家去我老家看看，你很难相信我能有机会上大学。我老家是湖北省西部秭归县一个极偏远贫穷的山村，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到现在也不通车。

不怕被你们笑话，我直到稀里糊涂上到高中，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学这么回事儿。小学五年没有教材，基本都是放羊养猪，所谓“五七办学”方针，学工学农。

所以我最感恩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不然我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武汉华工学的是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人民大学读硕士和博士，学经济学。不过实话实话，从武汉到北京，眼界是逐渐打开了，博士也毕业了，但学问根本不行，根本没有入门。

后来去了剑桥、哥伦比亚大学进一步深造，学问才有了一点儿自己的体会，知道经济学是怎么回事儿，到底该怎么研究。

或许我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入门，所以我不是那么自信，说自己有了一点学问。学问这个事情是不容易讲的。不是说写了一些文章、出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有学问，可能根本就没入门。我至今也不敢说自己入门了，总是怀有“河伯观海、望洋兴叹”的惶恐之心。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蒙代尔教授的课，后来有幸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一次对我说，松祚你的天资还不错，悟性也很高，但你被耽误了，你从小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和训练，如果你从小有好的教育和训练，可能已经成为知名学者了。他这番话给我极大刺激，记了一辈子。但人生无法重来，只好如此了。

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聊小孩出国的事，我的答案都是一样：只要有机会，一定要让孩子出去走一走，通过观世界来塑造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

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同质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意大学教育使用什么全国统编教材，科学技术和人类思想都在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但很多大学却仍然在用陈旧的、统一的教材，又如何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呢？

美国的很多大学课程，没有什么统一教材。譬如在同一个学校教经济学，两个教授教的东西就很不一样。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教授主要应该讲他自己原创的东西，原创的研究和思想。

要鼓励创新，就要允许不同，允许教授独立思考、独立教学，不要用什么统一教材来束缚教授和学生的思维。我认为这对中国未来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首先是教育的创新活力。如果教育没有创新活力，千篇一律，怎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呢？

陈为：您写过《新资本论》《新经济学》这两本书，为什么写这两本书，是因为发现了之前的经济学体系有一些弊病吗？另外张维迎老师和您都经常谈论企业家精神，这个问题在以前是相对被忽视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向松祚：我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新资本论》和五卷本《新经济学》里，特别是《新经济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

我是希望改造经济学的哲理基础，也就是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和本性。

我认为人的最高本质或者最重要的本质不是经济学者喜欢讲的“自私”或“自爱”，更不是什么“理性经济人”。人的最高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五卷本《新经济学》就是以“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为基本出发点。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希望将经济学回归到“人学”或“人的科学”这个本质或本源上来。经济学本质上是“人的科学”，这是斯密开启的伟大传统，可惜后来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了，就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完全忘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内容。

五卷本《新经济学》的主要灵感来源是斯密和熊彼特。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就是经济学的主角，最重要的主角。经济学者如果不重视企业家，不深入研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根本就理解不了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理解不了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这门学问的开端公认为起自亚当·斯密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这本书内容、文笔都非常好，大家有空都可以读一读。《国富论》致力于构建“人的科学”，斯密毕生的学问就是“人的科学”。

斯密是一个天生的伟大学者。他是一个遗腹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和母亲相依为命。斯密一辈子没有结婚，似乎也没有谈过恋爱。他一辈子都在读书、思考和写作，是天造地设的伟大学者。他的知识丰富程度、学术涉猎的范围之广、思想之深邃和有趣，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大家都知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鼻祖，其实他的思想范围远远超过今天所谓经济学。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杰出代表，另一位最杰出代表是斯密最好的良师益友、哲学史和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大卫·休谟。休谟和斯密是伟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两颗最耀眼的巨星，对人类思想的贡献真是宏伟壮阔，彪炳史册。

亚当·斯密上大学时，现代经济学这门专门学科还没出现，他本人学的是哲学、文学、修辞学等等。斯密也学习数学和物理学，特别是牛顿的物理学。

斯密先后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后来在大学教书，他所教的也正是他所学和研究的，最早就是教授语言学、修辞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

斯密的伟大理想是创立“人的科学”，他深入研究人的情感，比如人为什么有同情心或同理心？人的那些正面情感是如何产生的？负面情感又是如何产生的？譬如人为什么会嫉妒别人？他还研究历史和法学，都非常系统和深刻。

斯密研究人的行为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人的经济行为对国家的富强非常重要，这些异常丰富和多样的思想就汇聚成为１７７６年的《国富论》。今天许多人认为，《国富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

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品读——注意是品读、细细地读和思考，你一定会惊叹《国富论》的伟大和渊博。与今天的经济学文章和著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依照我自己的读书经验，《国富论》之后，似乎很少或没有再出现过这样内容如此丰富的著作，这是人类学术史上很奇怪的事情。

但从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学化，亚当·斯密讨论的很多问题，经济学界也不再重视了。

你如果去看当代的经济学文章，不要说企业家或者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就连专业研究经济学的人，可能也看不懂，为什么？因为这些文章的数学非常复杂，甚至复杂到偏执。

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似乎都以搞高深的数学模型为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当然也是为了发文章和评教授。

所以，经济学里很少谈到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无法数学化，放不到数学模型里去，这是很奇怪的事。

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玩儿的那些高深数学模型，不仅没有企业家，甚至连人的影子都没有。经济学的主角完全变成数学符号或假想的理性经济人。这与斯密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意识到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不行的人就是熊彼特。他出生于奥地利、晚年一直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书，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熊彼特首次认识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角，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熊彼特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因为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上，他第一次洞察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经济动态演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角，第一次洞察到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是人类经济内生演化和增长的核心机制，第一次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视角来研究经济体系的经济周期波动。

于今回顾，这是极其不寻常的思想和理论创新。熊彼特是一位极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者、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完成于１９０９年，年仅２６岁。

这部著作令人惊异之处，是熊彼特完全抛弃了当时欧洲大陆和英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所谓比较静态均衡分析，从一个完全崭新的视角来考察人类经济动态演化的本质。

熊彼特如此定义他所理解的“经济发展”：

我所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极其不寻常的现象，与循环流量现象或均衡趋势现象完全不是一回事。

它是经济体系资源信息流通配置渠道的自发和非连续变化，它是均衡被打破，它永久性地改变和取代之前存在的均衡状态。

本书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理论就是要解释这种不寻常或极其特殊的现象，解释这种现象所引发和创造出来的经济动态演化过程。

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企业家，开始高度重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都是来自熊彼特的启发。

那么企业家或创新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是熊彼特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他对此有许多精彩论述。企业家或创新者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头、管理者、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那些成功企业的股权所有者。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或创新者是一群非常奇特的少数人，他们很难用准确语言来描述。熊彼特称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产业领军者”，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近乎痴迷地执着于最前沿的创新活动。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或创新者是人群里的极少数特殊“品种”，他们的能力是真正高水平的超越能力，也是极端稀缺的能力。

他用歌唱的能力做比喻：“我们假设每个健康的人都有歌唱的能力，只要他愿意。在同一个民族的一群人里，或许有一半人的歌唱能力能达到平均水平，超过平均水平的人数将迅速减少。譬如我们假设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歌唱能力超过平均水平，以此递减下去，能力越高的人，数量自然越少。”

熊彼特认为，人群中真正的企业家或创新者的人数就好比人群中伟大歌唱家一样，永远极其稀少。

企业家或创新者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什么？熊彼特给出如下答案：

企业家或创新者的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财富或其他享乐主义的欲望。它们或许是一种“创建一个私人帝国的梦想或意志”，也就是梦想创建一个私人工商业帝国。

“或许就是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战斗的冲动，一种证明自己比他人优秀或卓越的野心，一种追求成功本身的决心——不是追求成功所带来的各种好处，而是追求成功本身……

最后，当然还有创造的乐趣，成功实现某个目标的乐趣，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释放自身能量或天才禀赋的冲动和乐趣……

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或创新者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种，他们四处寻找艰难和挑战，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

熊彼特心目中的创新者和企业家精神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而言的商人、管理者、首席执行官、投资者或资本家的素质或能力，而是一种实际上难以完整精确定义的精神和气质。

甚至，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者和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或商业领域，而是人类一切行为领域或事业领域都具有的一种精神，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到哲学、宗教、艺术，无所不包。

熊彼特将真正的企业家或创新者与通常意义的管理者、首席执行官或企业领导者区分开来，是极具创见的思想。他并不是从一个人在企业所处的地位来定义企业家或创新者，也不是从企业所有者角度来定义企业家或创新者，而是从一种特殊的能力、雄心或愿景角度来定义。这就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极大地扩展了。

换句话说，他是从愿景、行为及其目标的角度来定义企业家或创新者，这就为我们深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或启发。

所以我经常说，经济学者应该致力让经济学回归到人的本质，不要沉湎于数学模型，而是要深入研究企业家、研究普通大众具体的经济行为、研究波澜壮阔的人类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

熊彼特的洞见和很多顶级创新者的意见一致。譬如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就曾经如此评说真正的企业家和假的“企业家”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憎恶那些自称‘企业家’的人，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创办一家公司，伺机出售或上市，然后套现走人。他们从来不愿意沉下心来去创办一家真正的公司，那是所有经营活动里最艰难的工作。

但唯有沉下心来，你才能够做出真正的贡献，将前辈企业家留下的遗产发扬光大。你创办一家公司，历经一两代人还能屹立不倒，生机勃勃，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贡献。

这就是沃尔特·迪士尼的伟大贡献，这就是休利特和帕卡德的伟大贡献，这就是英特尔群雄的伟大贡献。他们创建了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而不仅仅是赚钱。这也是我对苹果公司的期待。”

乔布斯的想法和熊彼特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今天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来说，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都是最重要的推动和创造力量。

任何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妥善保护企业家、激励企业家精神，就不要指望有任何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更不要指望有任何真正的创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也是最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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