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中国历史发展到康乾盛世，为什么会跌落下来？

戴逸：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

文　｜戴逸

康熙后期问题也多了。一方面儿子太多，二十多个儿子抢帝位抢得一塌糊涂，抢得康熙都哭，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闹得很厉害；另一方面官员贪污，吏治败坏。康熙时的官饷很少，也是低薪制，三藩之乱时全国知县不发俸银，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于是搜刮加剧，后来逐渐好转。

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我认为他是非法的，但他上台后确实是厉行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成立会考府，就像我们今天的反贪污办公室。雍正还从制度上进行整顿，实行高薪，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等。没有雍正的改革，乾隆难以为继，所以应当肯定雍正的功劳。虽然雍正与准噶尔打仗时，没有打大胜仗，但是他在改革内务上很有成绩。雍正以后，国库的存银逐渐增加，国家有钱了。

从雍正上台一直到乾隆四十多年，这一段是康雍乾盛世的后期，也是最高峰。一个是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以后两次平准，一次平回（维吾尔），完成全国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功绩。经济上又继承了康熙的有关政策，军事上向周边移民。中国从康雍乾开始移民的方向不一样了，中国从前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从北向南——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移民。

康雍乾时期人口极度增加，移民向四面八方移动，中原地区是核心，向南移民、向西移民，很多新疆移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向东北移民。

东北在清初时人口极少，南怀仁记载他跟康熙到松花江去，一过铁岭，全是大森林，遮天蔽日，铁岭在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也都是大森林、大沼泽地，所以生态环境清朝一朝破坏得很厉害，森林都被烧光了。所以我们有一卷生态志，要写一写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农业上，乾隆大兴水利，有一次黄河青龙岗决口，花了两年才堵上口子，用了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不惜工本。

清朝皇帝十分注重农业、关心农业，档案馆里保存着粮价雨水条子，每一年每个月各个县都要上报各地下雨几寸，粮食价格多少，大豆多少钱，米多少钱，小麦多少钱。我想把这部分档案全部整理出来，这是大范围的经济和气象资料，全世界没有这么大范围、长时间的资料，这都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乾隆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记录最高没有超过八千万人，当然实际人口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亿。

清朝就不一样，乾隆六年（１７４１）人口为一亿四千多万，这是正式统计，比较准确，乾隆末年人口三亿，道光时有四亿，道光以后一直打仗，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增加。明朝以前，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养活不到一亿人，到乾隆时养活三亿，粮食生产增加一倍多，这还不算历史上最高水平吗？农业国的经济就是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多了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我认为清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汉唐。唐朝是八千万人口，汉朝最多是五千万人口，只能生产养活这么多人的粮食，而清朝有养活三亿多人的粮食，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肯定超过汉唐。

在世界上有两种统计，一种说当时中国的农业产量占全世界的３２％，比当时全欧洲生产的粮食还多；还有一种说法是占当时全世界的２４％，差不多占四分之一。究竟哪一种准确，我现在也没法判断，将来我们写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搞清楚？究竟当年的ＧＤＰ是多少，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难的，但不妨做一做。

当时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的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当然那时他们的人也比较少，全欧洲的人口到不了三亿，特别是英国、法国，人均生产水平比我们高、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走在我们前面，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产量的增加还很有限。

当时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这个资料是我从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上找到的，他说的也不一定可靠、准确，但他是有根据的，是引用了一个统计学家的研究。

为什么中国有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一个是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外的接触增加了。尽管中国当时实行闭关政策，不和外国接触，但是实际上做生意的商人、传教士到中国来得很多了；中外贸易也达到很高水平，丝茶出口量很大，白银大量输入。有一本书《白银资本》，说当时全世界有二分之一的白银输入中国来了，中国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另外，雍正改革也使得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制度有所改进。但是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如果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虽然我们国家的ＧＤＰ相当高，但是我们仍然是封建国家，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传统的阻力非常大，难以前进。所以，尽管ＧＤＰ相当高，但后续的发展劲头就差了，表现在专制政治太强大，人民没有权利，不像欧洲出现了市民阶级，掌握了一部分权利，逐渐向中产阶级发展。

另一个是闭关自守。全国人民不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虽然已经与世界开展了规模相当大的交流，但是不允许老百姓接触外国人。

再一个是重农轻商，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不保护、不奖励工商业。特别是思想统治上的高压政策，“文字狱”搞得大家都不敢谈现实，不敢谈政治，不敢谈进步，不敢谈自由，也没有自由。

另外轻视科学，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这样一些阴暗的东西阻碍着中国前进，使中国没有持续前进的动力。而当时西方的英国，生产发展阶段是处在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一日千里。中国却停滞在那里。

所以康雍乾是发展到高峰，又跌落下来，也必然要跌落下来。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就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框。

那么，当时中国有没有前进的可能呢？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历史就是不断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然，如何选择也不完全决定于主观的因素，也决定于客观氛围、环境、条件。清朝有选择的机会，比如闭关政策。由于闭关政策，中国人被限制不能出洋，不能了解外国，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突破。

科举制度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觉得科举制度很不好。当时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都反对科举制度，包括许多大官都说科举制度不好。但是改革不了。舒赫德曾经上奏折提出取消科举，后来被鄂尔泰驳斥。这个问题引起过争论，乾隆皇帝也没有改革。

如果舒赫德的意见占了上风，真正能把科举改一改，或者能把通商的口岸多开一点，跟外国多接触，对中国是不是有好处，当然今天很难说，我们也不能注重历史假设。

但不管怎样，它是有机会选择前进的，清朝没有前进，就是历史的惰性。所以，传统既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背着一个很长远的传统，往往改革和前进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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