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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的书学见解是完全服从于他的以复古为旗帜扭转南宋书风颓势的改革主张的,同时也完全体现着他的审美理想。针对宋人的纵肆躁露和轻视古法,他立主学习晋人的姿韵和唐人的法度,并通过反复地探索比较、创作实践,终于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关于赵孟頫的学书师承和风格特点,前代评论的人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明初的宋濂和解缙。宋濂在跋赵书《浮山远公传》时说:“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宋高宗)、中学鍾繇及羲、献诸家,晚乃学李北海。”解缙在其《书学传授》中云:“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文嘉、詹景凤等甚至说赵孟頫还学过沈馥的《定鼎碑》。后来的评书者,信宋濂之说的人较多,信解缙之说的也不乏人。以今日所见赵书论,多认为宋濂之说颇有道理,解缙之论,则显得与事实不太相符。陶宗仪《辍耕录》卷七云:“公(孟頫)偶得米海